蒙元帝国时期，特别是元朝建立以后，蒙古人的饮食养生大致可以用“重管理、讲卫生、多饮宴、爱喝酒、喜饮茶”来概括。
一、重管理
蒙元帝国将政治统治中心南移到大都以后，元朝中央政府就将前代主要掌管朝会、祭祀、宴享、御膳的宣徽院改造成了一个主要负责宫廷、王室、怯薛（皇家卫队）以及蒙古故土（漠北）王公贵族等饮食起居的专门机构。并在宣徽院内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粮食存储、食品供应，“掌起运米曲诸事，领尚饮、尚酝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种事”的光禄寺。光禄寺的主管光禄寺卿，级别为正三品。光禄寺所属的尚饮局、尚酝局在上都亦设有同等级别的办事机构。
蒙古帝国时期的怯薛（皇家卫队），具有护卫大汗、宫廷服役、行政差遣等多重职能，皆为世袭。入元以后，怯薛组织依旧保留，备受优遇，并成为元代高级军政官员的主要来源。而且有些怯薛的职责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内府结构，如速古儿赤（供御衣物者）组成了侍正府，宝儿赤（厨师）当了尚膳监的负责人。因此，元朝皇帝日常饮食和宫廷宴会的管理，常常由怯薛和宣徽院所属的专门机构分别或共同管理。为了保证皇帝的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不仅在大都和上都的皇城内，都设置了专门的御膳房、御膳亭，而且为宝儿赤（厨师），专门准备了生活起居的专用房间—“庖人之室”。
除管理机构建设外，元朝宫廷对饮食卫生制度建设也十分重视。据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和马可·波罗的《游记》等史料记载，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元朝宫廷就已经规定，给皇帝传送食品的人，必须用面纱或绸巾遮住自己的嘴巴和鼻子，以免呼出的浊气影响食物的清洁卫生。也有人说这一规定起始于比忽必烈时代晚了半个世纪左右的元仁宗时。有一次，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长春殿大宴群臣，负责传送食品的内侍碰巧患了感冒，咳嗽不止，元仁宗十分生气，特别下令厨师和负责传送食品的内侍在做饭和送餐的时候，必须用金罗将脸全部围住，只准露出一双眼睛。从此，成为定例。另据《南村辍耕錄》记载，尚食局在为元廷皇室加工特制的面粉的时候，专门发明了一种无尘磨面的科学磨面装置，“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轴以旋之。驴畜之蹂践，人役之往来，皆不能及，且无尘土臭秽所侵”。据说这种将磨的面与人畜分开的无尘磨面装置的发明者，是元代一个性瞿的能工巧匠。
二、讲卫生
这里说的讲卫生，讲的是大卫生。即不仅包括注意饮食卫生，疾病预防；还包括讲究饮食营养，乃至各种饮食的避忌。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这方面有比较集中的记述。大致内容如下：
1．进食要合时宜
忽思慧认为，人的饮食养生，与其他养生保健活动一样，也要与一年四季时光的流转、气候的变化规律相适应。他在《饮膳正要》“卷二·四时所宜”中说：“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不可一於温也，禁温饮食”；“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於热也，禁温饮食，饱食”；“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食”；“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禁热饮食”。从上述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以忽思慧为代表的蒙古宫廷医生，在进食食品要与一年四季时光的流转、气候的变化规律相适应方面，既赞同汉医学“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基本饮食养生原则，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就是绝不能无可变通地一味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此，才有春天“禁温饮食”，冬天“禁热饮食”这样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说法。
2．食物营养摄入不可有偏嗜
忽思慧等蒙古宫廷医生认为，与不同的食物有酸、甘、苦、辣、辛、咸、涩等不同的味道一样，不同的食物也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作用。《饮膳正要》“卷二·五味偏走”明确指出“酸涩以收，多食则膀胱不利，为癃闭。苦燥以坚，多食则三焦闭塞，为呕吐。辛味熏蒸，多食则上走於肺，荣卫不时而心洞。咸味涌泄，多食则外注於脉，胃竭，咽燥而病渴。甘味弱劣，多食则胃柔缓而虫过，故中满而心闷。”因此，忽思慧主张无论哪一种食物，都不得摄入过量，更不能偏嗜偏食。因为“多食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则肉胝肋而唇揭。多食咸，骨气劳短，肥气折，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平，则骨痛而发落。多食苦，则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则筋急而爪枯。”唯有兼收并蓄，平衡摄入“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肉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和而食之”才能“补精益气”，有助身体的健康。
3．饮食选择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质量和食用安全
忽思慧在《饮膳正要》“卷二·食物利害”中告诫人们，并非所有的食物都是安全卫生有利无害的。并列举了一些不能吃或吃了有害的食物：“麦有秽气，不可食。生料色臭，不可食。浆老而饭馊，不可食。煮肉不变色，不可食。诸肉非屠杀者，勿食。”“猪羊疫死者，不可食。曝肉不干者，不可食。”“鱼馁者，不可食。”“诸果虫伤者，不可食。”等。
《饮膳正要》还收录了一些识别安全、卫生食品的“小窍门”。例如，该书“卷二·禽兽变异”指出：“禽兽形类，依本体生者，犹分其性质有有毒无毒者，况异像变生，岂无毒乎。倘不慎口，致生疾病，是不察矣。”意思是说，飞禽走兽外表形体正常者，尚且有有毒和无毒之分，更何况那些兽外表形体畸形的呢。按一般规律，凡外表形体畸形的禽兽，大多有毒或吃了对人体有害。所以，不能不察，更不能不慎。《饮膳正要》还例举了一些畸形有害的变异禽兽及其不可食用的部分，如：多长了一条尾巴的兽，多出了一个孔口的动物的心，掉在地上不沾土的肉等。所述虽然不一定完全有科学根据，但至少让人们对食物安全有一个随时的警惕。
4．饮食选择莫使其营养作用相互抵制
就像冰炭不可同炉一样，忽思慧等蒙古宫廷医生告诫人们，饮食选择切记不要将营养作用相互抵触的食物混杂在一起进食。因此，《饮膳正要》“卷二·食物相反”开篇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盖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知者分而避之。”大意是，一般的原则是，不宜将许多食物混杂在一起进食，因为多种食物混杂难免会有营养作用相互抵触者，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了解一些有关食物作用相反的知识，以及时避开也许会发生的毒副作用。《饮膳正要》关于食物营养、理化作用相互抵触，甚至相反有害的记述大部分保留在“卷二·食物相反”中，如“马肉不可与苍耳、姜同食”；“羊肝不可与椒同食”；“马奶子不可与鱼鲙同食”；“鹌鹑肉不可与菌子同食，发痔”；“黄鱼不可与荞麦同食”；“杨梅不可与生葱同食”；“柿梨不可与蟹同食”；“莴苣不可与酪同食”等。其中有不少的“食物相反”用现代生物化学分析的结果看，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但在当时，能认识到饮食选择应避免营养作用相互抵消已是难能可贵。
三、多饮宴
蒙元帝国时期饮食宴会之风甚盛。宴会的名目繁多，过年过节要饮宴，婚嫁生日要饮宴，请托酬谢要饮宴，亲朋聚会要饮宴，君臣议事尤其是举办类似忽里台大会那样的大规模的朝会更要饮宴。因此曾在忽必烈手下做过高官的王恽在一篇为人写的碑文中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王恽之所以将蒙元帝国最高统治者举行的宴会，与战争、狩猎视为同等重要的大事，是因为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国家大事都要在宴会上讨论决定。而这一习惯的形成，和蒙元帝国建立前蒙古社会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部落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当然，除了统治者举行的宴会，蒙古人也经常通过举办形形色色的宴会来联络感情，讨论事务，相互交往。虽然宴会的规模、档次，因举办者的身份、地位、财力、嗜好而有所不同，但由于在当时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一种聚餐方式，因此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饮食习俗和饮食养生价值趋向。
1．“诈马宴”
“诈马宴”又称“质孙宴”，是蒙元帝国时期最高档次的，也是最负盛名的国宴。元人周伯琦有幸在元上都参加了一次诈马宴，事后写了一首情文并茂的诗篇《诈马行》。诗前有一篇序，对诈马宴的盛况有既比较简练又比较全面的介绍：
国家之制，乘舆北幸滦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质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嗷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有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
再加上参考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划出诈马宴举办的程序及其壮观、奢华的情景。
第一，诈马宴要在预先选定的日子里举办。这日子，除了每年春节“元正朝会”（大年初一团拜）和“天寿节”（皇帝的生日）外，就是特别选定的吉日。日子选定以后，还要由宗教领袖（萨满或喇嘛僧）亲自出面，举行止雨、祈福等盛大的宗教活动,以保证宴会的顺利举行。对此，王褧的《诈马宴》诗有生动的描述：“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
第二，参加诈马宴的人须着盛装，如果宴会连续进行数天，必须一天换一色服装。而且每天的着装不得重样、重色。元朝时将这种按日统一服色的衣服称为质孙服。因此，诈马宴又称质孙宴。至于“诈马”一词，据韩儒林考证，系波斯语jamah的音译，意为衣。也就是说，质孙和诈马指的是一回事，都突出的是宴会上服装的变化与奢华。对此元人诗作中多有记载：“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官袍。”（杨允孚《滦京杂咏》）“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持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张昱《辇下曲》）。
第三，按规定就座。关于诈马宴座席的安排，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记与周伯琦《诈马行》诗序所述大同小异。蒙元大汗和皇帝的御座御案，坐北朝南，高踞一台上。皇后、皇子分别在左右相陪。其他皇室成员和达官贵族，按各自的品级、爵位依次就座。只有品级较高者才有机会向大汗或皇帝敬酒。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坐在大殿的地毡上自饮自食，更不能来回走动。
第四，颁宴前朗读《大扎撒》。大扎撒，意为“大法令”，是成吉思汗在蒙古帝国建立初制定的简单的成文法，由蒙古的习惯法和成吉思汗的“训言”等组成。正如张昱《辇下曲》所言，颁宴前朗读大扎撒，是为了告诫众人不要忘了先辈创业之艰难：“至元典礼当朝会，宗戚前将祖训开。圣子神孙千万世，俾知大业此中来。”
第五，正式颁宴。一位南宋宫廷乐师写过一首《忽必烈开宴歌》，记的虽然是忽必烈设宴款待投降后的南宋小皇帝母子时的情景，却从中可以见到蒙元宫廷举办诈马宴一类宴会时的奢华：“皇帝初开第一筵，天颜问劳思绵绵。大元皇后同茶饭，宴罢归来月满天。第二筵开入九重，君王把酒劝三宫。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第三筵开在蓬莱，丞相行杯不放杯。割马烧羊熬解粥，三宫宴罢谢恩回。第四排筵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并刀细割天鹅肉，宴罢归来月满鞍。第五华筵正大宫，辘轳引酒吸长虹。金磐堆起胡羊肉，乐指三千响碧空。第六筵开在禁庭，蒸麋烧麝荐杯行。三宫满饮天颜喜，月下笙歌入旧城。第七筵排极整齐，三宫游处软舆提。杏浆新沃烧熊肉，更进鹌鹑野雉鸡。第八筵开在北亭，三宫丰燕已恩荣。诸行百戏都呈艺，乐局伶官叫点名。第九筵开尽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卮。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第十琼筵敞禁庭，两厢丞相把壶瓶。君王自劝三宫酒，更送天香近玉屏。”这首诗甚至将诈马宴吃什么，喝什么都介绍得十分详尽。
第六，宴筵中穿插有歌舞杂技助兴。其情景，上述《忽必烈开宴歌》中已经提及：“乐指三千响碧空”，“诸行百戏都呈艺”。据周伯琦《诈马行》一诗记载，前来助兴的还有相扑、摔跤、训兽表演等：“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抵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狮狞虎啸跳豹熊，山呼鳌抃万性同”。
2．全羊席与蒙古八珍
无论在蒙元宫廷，还是在蒙古族广大民众的饮食结构中，羊肉、乳制品和野味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全羊席与蒙古八珍便成为历来蒙古饮宴，特别是蒙古宫廷筵宴中不可或缺的常见佳肴。
⑴ 全羊席又称“全羊大筵”，由一系列羊肉为主料的馔食组成。这种风味独特的筵宴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风行蒙古草原。据《青史演义》记载，在成吉思汗三十九岁那年的新春，成吉思汗就举办过九桌全羊大筵。元朝建立以后，以羊主办筵宴的风俗在新形势下又有新的发展，这一点在《饮膳正要》中有翔实而又充分的记录。这样，到清朝康熙年间，全羊席就更加丰盛完备，菜肴多达百种左右。例如，清代乾隆年间袁枚编撰的《随园食单》，便有“全羊席”总共有七十二道菜肴的记载。因此，可以这样说，所谓全羊席，实际上是蒙古族羊肉吃法、做法的一个大荟萃、大展示。其中常见的吃法和做法有：吃整羊（羊背子）、烤全羊、手把肉、腊肉、烤肉、烤羊腿、用羊肉炒菜、用羊肉做汤、调羹，用羊肉熬粥等。
吃整羊（羊背子）：将羊去掉皮和内脏，从脊柱第七肋骨处切成两段，然后将头、颈和四肢、肩胛等割下各为一块，入锅煮熟，取出后按照羊的卧姿将几部分拼接在一起放在一个大盘中，呈整羊状，摆在桌上时羊头要朝向客人。开始食用时，主人站起先用蒙古刀在全羊上划个“十”字，表示“请”的意思，这时宾客方可用刀食用。
烤全羊：最初的烤法很简单，据《蒙古秘史》等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队打仗造饭，经常搭一个三角架子挂一只整羊烤着吃。现在的蒙古人吃烤全羊比那时候进步多了，也复杂多了。方法是将宰杀的羊，去掉毛和内脏，洗净后将各种调料置于腹中吊起，在外层皮上涂上食油，放入炉内用微火熏烤，反复多次，烤成金黄熟透，放在一个大漆盘内，围以彩绸，先请客人观赏，并请客人中尊贵者先用刀割一下，然后再抬回厨房，由厨师解成块或切成片，重新端上餐桌，供客人食用。
手把肉：一般食用的是两岁的羯羊肉。先把羊开膛、去皮，放掉血后取出内脏，剁掉头、蹄，再切成大块，放入锅中用水煮，至七、八成熟时捞出即可食用。由于吃时无论大人、小孩均用蒙古刀割着吃，不用筷子而用手拿着，所以称手把肉。
腊肉：既是蒙古族传统保存肉类的一种方法，也是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一种肉类吃法。腊肉的制做一般在每年秋季牲畜膘肥体壮时进行，而且以羊肉为主。方法是将宰杀的羊肉置于羊肚内或切成条晾干，待来年春天牲畜瘦弱不宜宰杀时食用。
全羊席上，用羊肉做的菜数以百计，许多羊肉菜不仅形色不同，口味各异，做得十分考究，而且连菜名都起得别具一格。据《蒙古族风俗志》介绍，全羊席七十六道菜的菜名，道道菜名都看不到一个“羊”字。如：以羊眼睛做的菜，名为“玉珠顶”；以羊百叶做的菜，名为“素菊花”；以羊脑做的菜，名为“烩白云”；以羊骨髓做的菜，名为“烩凤髓”；以羊蹄筋和骨髓合烧的菜，名为“蜜汁髓筋”。总之，以不同部位的羊肉做成的菜都有一个各具特色的名称，如“五香兰肘”、“樱桃豆腐”、“锅烧腐竹”、“清炖百合”、“酥烧枇杷”等。全羊席上菜的次序也十分讲究，一般先上羊头菜，然后四个菜为一组，一道道呈上，最后才是各色点心、小吃和主食。
表一：全羊的养生作用一览表
⑵ 蒙古八珍又称“北八珍”，元朝以来盛行于蒙古地区的一种名菜，因用八种珍贵的饮食组成，故有此名。八珍之称，起源于周代，原本是烹调风俗。但蒙古八珍却后来居上，从蒙元时代一直风行至明清，甚至到今。对蒙古八珍的具体组成和解释历代虽然略有不同，但根据元人陶宗儀《南村辍耕錄》的记载，基本可以确定所谓蒙古八珍并不是什么十分罕见、难得的山珍海味，它们只不过是八种蒙古人常见饮食的总称。这八种饮食几乎有一半就是现在蒙古人常吃常喝的用牛羊乳制成的食品和饮料。八珍具体的名称是：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麋、天鹅炙、紫玉浆、元玉浆。
醍醐：就是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提炼乳酪时，上层凝结的为酥，酥上带油的为醍醐。味道极其甘美。
麆沆：就是獐的幼羔。《饮膳正要》记载曰：“獐肉，温，主补益五藏。八月至腊月食之胜羊肉。”獐肉属草原上的高级滋养食品，其幼羔的肉更为鲜美。
野驼蹄：在草原上，野驼的蹄子是与熊掌齐名的营养食品。
鹿唇：不仅指鹿的口唇，还包括犴的口唇，以及鹿尾等均是十分名贵的养生滋补食品。
驼乳麋：骆驼奶。《饮膳正要》记载曰：“驼乳，性温，味甘。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不仅能补养身体，还可以治病。
天鹅炙：就是烤天鹅肉，据说烹调法就像今日做北京烤鸭。
紫玉浆、元玉浆：均为马奶酒或酸马奶的雅称。《饮膳正要》在论及马奶酒的治病作用时说：“马乳、性冷、味甘、止渴、治热。有三等，一名升坚，一名晃禾儿，一名窗兀。以升坚为上”。
从上述介绍不难发现，所谓“八珍”，按蒙古人对食品的分类，除了红食（乌兰伊德），就是白食（查干伊德）。蒙古人最爱吃的红食，在“诈马宴”和“全羊席”中已经作过介绍，这里补充介绍的是几种蒙古人最爱吃的白食（查干伊德）制品，它们是鲜奶、酸奶、奶皮子、奶豆腐、奶油、奶酪等。
鲜奶：就是牛、羊、马、骆驼等家畜或动物产出的新鲜乳汁。据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鲜乳中含有许多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其中以牛奶所含的营养成分最接近人体的需要，而且最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牛奶在许多国家被视为“白色的血液”。为了让民族人口的体质像蒙古人那样强壮，日本人最先喊出了“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而个子矮小的泰国人，则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地宣传让孩子们每天喝一杯牛奶，实现了让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分别较20年前增长了4厘米和3厘米的梦想。德国一位科学家指出，人们每天喝一杯牛奶至少有以下11个好处：牛奶中含的钾，不仅可使动脉血管壁在高血压时保持稳定，使中风危险减少，而且还可以防治高血压和心脏病；牛奶可以阻止人体吸收食物中有毒的金属铅和镉；酸奶和脱脂乳可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阻止肿瘤细胞增长；牛奶中的酪氨酸能促进快乐激素—血清素大量增加；牛奶中的碘、锌、卵磷脂能大大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牛奶中的铁、铜和维生素A有美容作用，能使皮肤保持光华和丰满；牛奶中的钙能强健骨骼和牙齿，防止骨骼萎缩和骨折的发生；牛奶中的镁能使心脏和神经系统耐疲劳；牛奶中的锌能促使伤口更快地愈合；牛奶中的维生素可提高视力；牛奶中含有的左旋色氨酸等物质，睡前喝一杯有催眠作用。
酸奶:草原牧民自制的优质饮料。制做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鲜牛奶倒入大锅中烧开后，置于通风处晾凉，使其发酵，产生酸味；二是将鲜牛奶放在阳光下或温度高的地方，使其受热发酵，产生酸味。酸奶营养丰富，醇香味美，夏季时饮用，不仅止渴祛火，而且帮助消化。酸马奶俗称马奶酒，是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牧民，因地制宜将马奶发酵后酿造的一种味美可口的健身饮料。亦是蒙医饮食疗法中传播最广、声名最著的一项保健、治疗内容。草原牧民饮用的酸奶除酸马奶外，还有酸驼奶、酸牛奶、酸羊奶、酸山羊奶等，其性、味、功能大致与酸马奶相似，但疗效不及酸马奶。
奶皮子：也是蒙古族经常食用的一种奶制品，蒙古语称之为“乌日莫”。奶皮子的制做方法是：在夏秋时节将鲜奶加热，待其将要沸腾之时，用勺子搅拌使奶生沫，同时点入生奶，使奶中的脂肪凝结，形成一层黄色的奶皮，取出冷却即成奶皮子。由于奶皮子是奶液中的脂肪凝结而成，所以营养丰富。奶皮子属性清凉，有养心清肺、止咳防渴等养生作用。奶皮子既可干吃，也可和炒米混在一起用奶茶泡着食用。
奶豆腐：蒙古人常吃的奶豆腐因其外型像豆腐而得名。制做方法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是将鲜奶过滤后置于容器内，放置数日，待其发酵并自然凝结后，倒入锅内用文火煮，先分离出乳清，再将奶搅拌成糊状，倒入模中晾干，便变成了奶豆腐，蒙语称之为“胡日达”。味道鲜美香醇、酸甜。不仅好吃，而且极富营养。
奶油：即“黄油”，也是蒙古族喜欢食用的一种奶制品，蒙古族称之为“希日陶苏”。制做黄油也常在夏秋时节进行，具体做法是：将鲜奶放入容器中搅拌，使脂肪从奶液中分离出来，将浮在表面的脂肪捞出，去掉其中的渣子，置入锅中再加热，冷却后即成奶油。奶油是奶中的精华，营养丰富，经常食用可以安神、明目、益寿延年。
奶酪：俗称“酪蛋子”、“奶渣子”，蒙语称其为“楚拉”。其制做方法是将奶制成酸奶后，再将其倒入锅中用温水煮，并使其慢慢澄清，然后将沉淀的部分倒入一个布口袋中过滤，主要是将水分挤出，布口袋中剩余的部分即是奶酪。奶酪味酸，有解毒、祛火的作用。多年贮存的奶酪煮服，可治陈年胃病。
四、爱喝酒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喜好筵宴的蒙古民族对喝酒有所偏爱，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更何况爱酒、饮酒、酿酒在中华这块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陶质酒具，因此可以断言，饮酒、酿酒在中国至少有不短于六七千年的历史。《战国策》转述了这样一个历史传说：大禹的女儿仪狄虽然因改革酿酒工艺而名垂千古，但她却因之而被父亲所疏远。因为大禹意识到这种喝了可以令人欣快的饮料，很可能会给后世造成国破人亡的惨祸。事实证明，大禹的担心并非多余，且不说像夏桀、商纣那样因酗酒亡国的统治者大有人在，仅以蒙元帝国的14任皇帝（可汗）为例，其中7位皇帝（可汗）的死亡多多少少都和没有节制的喝酒有关。酒从问世不久就表现出的两重性，决定了蒙古人的爱喝酒必然也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和结果。
1．酒的积极作用和结果
酒的酿造对医药、养生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汉医学经典《内经·素问》中说：“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所以后世又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醫”字从酉（酒），恐怕就是从酒能治病演化而来。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收录了元代社会流行的14种饮宴用酒，几乎百分之百都具有保健养生作用（详见表16）。而且许多酒除了内服外，还可以外用，例如清代著名蒙医骨伤科治疗专家娜仁·阿柏在为患者接骨时，总要先呷一口酒喷在病人的患处，喷洒在患处的酒，不仅具有消毒、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舒通经络等治疗作用和功能，还是蒙医按摩治疗不可或缺的助手。
表二：元代社会常见饮宴用酒一览表
从表二不难发现，如果从酿酒原料角度分类，蒙古人经常饮用的酒可分为以阿剌吉酒为代表的粮食酒、以葡萄酒为代表的果实酒和以马奶酒、醍醐酒为代表的传统酒三大类。
由于粮食酒的酿造不仅比果实酒复杂（因为淀粉须先经糖化后，才能酒化），而且只有在粮食生产有富余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所以，以游牧为主的蒙古人喝粮食酒的历史显然要比喝果实酒的历史短得多。许多史料都记载说，果实酒是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西迁到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驻牧，成为反对辽国统治的一股强大的部族力量以后，才逐渐为蒙古人所知并经常饮用的一种从外部引进的酒类。也就是说，在元朝建立以前，只有马奶酒等传统饮料才是蒙古人饮用最早，喝得最多的酒。
马奶酒在远古图腾时代，就已经成为蒙古先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饮品。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远祖孛端察尔早年过流浪生涯的时候，经常向“林中百姓”乞讨“额苏克”喝。额苏克，就是马奶酒。蒙古人酷爱马奶酒，主要是因为它能养生治病。马奶酒，酒性轻柔而温和，味道甘中有酸，微涩。具有增强胃火，帮助消化、调理体质、柔软皮肤、活血化瘀，改善睡眠，解毒，补血等功能。据《蒙古秘史》等史籍记载，马奶酒在成吉思汗的远征军中，成功地救治过许多因战伤失血、疲劳过度而休克，乃至濒临死亡的将士。甚至拯救过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大汗的生命。关于马奶酒的制作，彭大雅的《黑鞑事略》有简捷而又明了的记述：“马之初乳，日则叫其驹食之，夜则聚以涕，贮以革囊，倾洞数，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
即使在蒙元帝国建立，果酒和粮食酒大量引进以后，广大蒙古民众依然对马奶酒情有独尊。十三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的王宫中，看见过一具可以同时存储四种不同的酒的庞大的大树样银制储酒器，大树的四根粗枝实际上是取酒的四根输出管道，这四种酒之一便是马奶酒。
据《元史》、《饮膳正要》等历史资料记载，蒙元宫廷饮宴常喝的果酒，是出产于新疆哈剌火州和山西太原、平阳二路的葡萄酒。一般平民很少喝得到。需要指出的是，元代酿造葡萄酒的办法与唐代诗人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时的时代有所不同。那时中原地区酿造葡萄酒，用的是粮食和葡萄混酿的办法。而元代的酿造方法则是将葡萄捣碎入瓮，利用葡萄皮上带着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酵成酒。“累累千斛昼夜舂，列瓮满浸秋泉红。数宵酝月清光转，浓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元代诗人周权的这首《葡萄酒》诗，描述的就是这种酿酒方法。据《元典章》记载，元大都的葡萄酒基本上都为官卖，元政府曾设“大都酒使司”，专门负责向大都酒户征收葡萄酒税。大都坊间的酿酒户，有起家巨万，酿酒多达百瓮者。为存储葡萄酒，元朝统治者专门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一座。位于宫城制高点的万岁山广寒殿内，还放着一口可“贮酒三十余石”的黑玉酒缸，名曰“渎山大玉海”，此缸至今尚存，可视之为元朝统治者嗜酒的一个历史见证。
元代的粮食酒最初只在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地区流行，以后逐渐也成为宫廷饮宴的主要用酒之一。元政府光禄寺下设的尚饮局、尚酝局，除酿造、储藏马奶酒、葡萄酒外，也酿造和储藏粮食酒。其中阿剌吉酒采用蒸馏法加工制成，系中国酒制造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阿剌吉酒酒精含量比马奶酒、葡萄酒高得多，因此一旦饮用过量，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
2．酒的消极作用和结果
⑴无限制的饮用和酿造粮食酒在耗费大量粮食的同时，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以元大都为例，当时一个名叫姚燧的官员曾算过这样一笔帐：“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牧庵集》卷十五）。事实证明姚燧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据《元史》卷97《食货志四·赈恤》记载，至大三年（公元年）海运槽粮为万石，用来酿酒的粮食居然占海运槽粮的六分之一还多，几乎与元朝政府用于大都市民粮食供应的数额相等。尽管忽必烈等个别君王在荒年粮食不济时也曾下过命令“严申大都酒禁”，但事过境迁很快又都重新开放，因此，酿酒耗粮导致刑事犯罪增加社会动荡等问题在有元一代一直未能解决。
⑵罗天益等许多元代著名医学家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元代社会流行的许多疾病很可能都与酗酒有关。例如，罗天益在其编著的《卫生宝鉴》卷四《饮伤脾胃论》中说：“近年中风、虚劳、消狂、疮疡、癖积、衄衊、芷毒、下血者多有之，大概由朝醉夕醒、耽乐为常而得之也。古人云：脾热病则五脏危。乞不信哉！孔子云：惟酒无量不及乱。谓饮之无多而且有节，则所以养精神而介眉寿也。凡饮酒之际，切宜慎之、戒之也。”罗天益等还认为，当时蒙古人常患的足疾和其他一些疾病，很可能都与过量地饮用马奶酒有关。除《元史》记录的忽必烈因“过饮马湩，得足疾”，多方医治，终身不愈外，在罗天益的病案记录中，因过量饮用马奶酒而致病的还有忽必烈的贴身侍卫纽邻“久病疝气，复因七月间饥饱劳役，过饮湩乳所发，甚如初，面色青黄不泽，脐腹阵痛，搐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蒙古千户昔良海，因食酒肉湩乳，得霍乱吐泻”。
3．成吉思汗等关于节制饮酒的言行
⑴成吉思汗论醉酒。成吉思汗不反对饮酒，但是他看不起那些喝酒就醉的人，他这样形容那些喝醉酒的人：“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什么也听不见；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也不能回答。喝醉了酒的人就像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像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成吉思汗认为：“喝醉酒既无好处，也不能增加勇敢和智慧，不会产生美德与善行。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国君嗜酒不能主持国家大事，军官嗜酒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将遭受严惩。官员嗜酒将受厄运的折磨，使他忧虑不安。平民嗜酒将丧失马匹、畜群和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沦为乞丐。酒不管你是什么人，无论善恶好坏的人它都让你麻醉。”“酒醉麻手，使手丧失抓东西的能力和动作的灵巧；酒醉麻脚，使脚不能步行；酒醉麻心，使心不能健全地思考。它毁了所有的感官和思维器官。”
⑵窝阔台为酗酒进行自我批评。窝阔台一生好酒，耶律楚材等屡谏不从。据《蒙古秘史》等史籍记载，窝阔台晚年自我批评说，他即汗位以后，取得过四项成绩，也有过四项失误，失误的第一条便是“既嗣大位，沉湎于酒”。虽然窝阔台最终的去世和酗酒有很大的关系，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不文过饰非，能为对自己的酗酒进行自我批评，也是值得称道的。
⑶耶律楚材劝窝阔台戒酒苦口婆心。窝阔台嗜酒如命，天天与大臣们酣饮，中书令耶律楚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劝窝阔台戒酒或控制饮酒的数量，无奈窝阔台口中连连称是，实际上依然酗酒如故。为了让自己的劝谏更有说服力，有一天，耶律楚材拿着一截酒槽铁口（即从贮酒罐往酒壶、酒杯输送酒液的铁管出酒处）对窝阔台说：“麴蘖能腐蚀器物，铁器尚如此，何况五脏呢？”窝阔台被耶律楚材的诚挚所感动，也意识到酗酒的危害，对在座的大臣们说：“你们爱君忧国之心，哪一个能像耶律楚材这样？”在重赏耶律楚材的同时，下令：从今以后每天喝酒最多不得超过三杯。
⑷忽思慧公正评价酒的利弊。作为饮膳营养大师，忽思慧对酒的利弊有着清醒而全面的认识。他既不主张因噎废食全面禁酒，也不主张放任自流对酒的副作用毫无警惕防备。他在《饮膳正要》中说：“酒，味苦甘辣，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消忧愁，少饮尤佳；多饮损寿伤神，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除对当时流行的十多种酒的利弊一一作出评价和介绍外，忽思慧还在《饮膳正要》中对饮酒应当注意的事项，特别是应当禁忌的事项作出了按当时科技发展水平衡量，还算是比较科学的解释和提醒。这些解释和提醒包括：“饮酒不欲使多，知其过多，速吐之为佳，不尔成痰疾。醉勿酩酊大醉，即终身百病不除。酒，不可久饮，恐腐烂肠胃，渍髓，蒸筋。”“醉不可当风卧，生风疾；醉不可向阳卧，令人发狂；醉不可令人扇，生偏枯；醉不可露卧，生冷痺；醉而出汗当风，为漏风；醉不可卧黍穰，生癞疾；醉不可强食，嗔怒，生痈疽；醉不可走马及跳掷，伤筋骨；醉不可接房事，小者面生黑、欬嗽，大者伤脏、澼、痔疾；醉不可冷水洗面，生疮。醉，醒不可再投，损后又损；醉不可高呼、大怒，令人生气疾。”此外，忽思慧还介绍了许多与饮酒不可同时进行的注意事项，如：“晦勿大醉，忌月空；醉不可饮酪水，成噎病；醉不可便卧，面生疮疖，内生积聚。”“醉不可忍小便，成癃闭、膝劳、冷痺；空心饮酒，醉必呕吐；醉不可忍大便，生肠澼、痔”等。
五、喜饮茶
虽然茶叶只长在中国的南方，但是蒙古族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茶嗜好，甚至超过了生活在茶叶故乡的南方人。《世说新语》和《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司徒长史王濛不仅自己嗜茶，家里来了客人，不管人家爱不爱喝茶，不劝饮几大碗，绝不罢休。前来造访的客人担心灌胀了肚子，都戏称这样的饮茶为“水厄”（掉到河里被水淹一般）。南朝梁武帝的儿子萧正德归降北朝，北朝人用茶款待他，奉茶前，负责接待的官员问他“水厄多少”，意思是茶量有多大。萧正德以为是问他曾经遭水淹过几次，便脱口答道：“我虽长在水乡，但从来不曾被水淹过。”引得满座宾客哄堂大笑。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既是“五胡乱华”各民族交往空前频繁的时期，也是茶饮之风空前流行的时期。蒙古人饮茶习惯的养成，很可能就萌生于这个时代。因为那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奶酪已经作为时髦食品摆上了南朝达官贵人的餐桌，所以，出产于南方的茶叶当然也很可能在这时候走进北方游牧人居住的毡包。现代科学研究告诉人们，喝茶不仅能够提神益思、止渴生津、消食除腻，而且还可以杀菌消炎、利尿解毒、减肥健美、强身防病。这是因为茶叶里除含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脂肪、各种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等化学成份外，还含有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等许多具有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功能的药效成分。当时的蒙古人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他们最初迷上喝茶，吸引他们的很可能是由于茶叶能消食、除腻、提神。
南方人饮茶称“品茶”，蒙古人饮茶称“喝茶”，一个“品”，一个“喝”，道出了蒙古人饮茶与南方人显著的不同，即蒙古人主要注重的和利用的是茶叶的实际养生功能。而南方人饮茶，除了茶叶的实用价值外，注重的还有饮茶本身带给人的美好感觉，乃至艺术享受。因此，蒙古人饮茶的风格，与蒙古人天生的性格有点类似：粗旷、豪放、务实、求真。唐代诗人顾况写过一篇《茶赋》，其中有几句话，颇能代表蒙古人喜饮茶的务实、求真心理：“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试想，不分昼夜寒暑千年游牧、万里转战，以进食肉、乳制品为主的蒙古人，一旦发现了一种既可帮助消化、涤荡腥膻，又可祛暑助思、清心提神的神奇饮料，能不欣喜，能不珍惜，能不千百年与之相伴形影不离并敬若神明吗？！
因此，自古以来蒙古人喝茶很讲究礼节。每当有客人来临，一定要端茶待客。给客人端茶的妇女一定要衣冠整齐，仪态大方。客人用右手接住，倒在左手，用右手的无名指将茶蘸取少许，向天弹洒，并放在嘴里舔舔，以表示对天地的敬畏和主人的敬意。茶碗一定要完整，不能有裂纹、豁子，否则不吉利。给老人或贵客添茶时，一定要把茶碗接过来添，不能让客人把碗拿在手里，由主人添。新熬的茶在未喝之前，都要首先向天、地、火神等分别泼洒后，才能开始饮用。
据《元史》卷十《世祖纪七》记载，至元十五年（公元年）正月，忽必烈为金沙泉题赐新名曰瑞应泉。忽必烈不会没有缘由地对一股泉水感兴趣的，显然是出于饮茶的需要。此外，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也记载说，元武宗至大初年“武宗皇帝幸柳林放飞，请皇太后同往观焉，由是道经邹店，因渴思茶”，臣下用当地井水“煎茶以进，上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味色两绝。……自后御用之水，日必取焉。所造汤茶，比诸水殊胜”。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饮茶在蒙元宫廷已经十分普遍。元代中期著名诗人马祖常的诗句：“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便是对蒙元宫廷利用喝茶来“攻肉食之膻腻”情景最生动的描绘。所谓“太官”者，指的就是元朝宫廷中负责皇帝和皇室成员饮食营养、膳食卫生的饮膳太医。因此，后人若想了解当时蒙古贵族阶层饮用茶叶的有关情况，不妨翻翻元仁宗时代当过饮膳太医的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一书。
《饮膳正要》卷二记载了19种元朝宫廷当时常饮茶的茶名，以及简单熬制方法，现以表格的形式载列于后，以供参考。
表三元朝宫廷常饮茶叶一览表
元代是我国饮茶方式从以“点茶”为主向以“煎茶”为主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出土的两座元墓中的壁画，都出现有饮茶的场面。1号墓壁画反映的是研茶的情况，即人们正在将饼茶研成碎末以供点茶之用。2号墓描绘的则是正在点茶时的情景，即点茶人正在向茶盏中注入沸水。两幅壁画中出现的茶具有石臼、研杵、茶盏、茶罐、汤瓶、茶筅等。
到了现代，中国的名茶已经发展成为六个大的类别，即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花茶和砖茶。其中以绿茶和红茶产量最高。但是生活在内蒙古西部的蒙古族牧民喝茶却大多以砖茶为主；生活在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牧民大多以喝红茶为主。所谓砖茶，就是紧压成一定形状的块状粗茶，据说以湖北省赵李庄出产的川字青砖茶质量最好。砖茶在熬的时候，可以单熬，也可以和加入的其他佐料一块熬。可制成以下几种主要的茶：⑴素茶。在锅里的水烧开前，把事先捣碎的砖茶末子放进去，加入适量的盐熬煮。茶烧开后，用勺子反复扬倒几次，等茶香散发出来以后，灌在壶里端上供饮用。因为这种茶没放奶子，所以叫素茶，又叫黑茶。⑵奶茶。素茶烧开以后，放入奶子，再烧开后，即成奶茶。这时要很快灌到茶壶里，否则，奶茶的颜色会由白变青。⑶撉茶。熬好素茶后，将茶叶皮捞出，倒在一个特制的有木杵的桶里，桶里同时放有酥油、奶子、奶皮子，用木杵撉到跟奶皮子等物混溶为一体的时候，倒在茶壶里饮用。其制茶法与藏族的酥油茶相似。这种茶一般专制给老年人喝。⑷面茶。把熬好的素茶捞出茶叶皮以后，再倒回锅里，把腰窝油或漫肚油切成碎块洒进去，再加入乳酪之类，共煮。然后把炒熟的白面撒进去，搅拌均匀以后接着再煮，便制成了面茶。注意：做这种茶时白面不能放得太多，否则就会做成稀饭；但面也不能放得太少，否则颜色会发白，变成淡茶，喝起来不爽口。据史料记载，我国唐、宋时期饮茶就经常加盐、姜、香药等其他佐料。上述现代蒙古人爱喝的奶茶、撉茶、面茶等茶，很可能就肇源于唐、宋时期。
与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饮茶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年3月12日《健康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该报记者采写的一篇消息《长期大量饮浓茶可引起氟中毒》。文章大意如下：
“许多地区，特别是牧区，居民饮用水中氟的含量并不高，为什么当地90%左右的居民都程度不同地患有氟斑牙？”这一长期以来令许多人困惑不解的谜团，终于随着内蒙古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的一项长达七年的调查研究的基本结束而有了答案。该所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等7个牧业旗进行的调查表明：茶叶中富集有原生质毒物—氟。长期大量饮浓茶可引起氟中毒
内蒙古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的这项研究发现，茶叶中富集的氟的含量，与茶叶的新鲜程度、茶叶的质量成反比。越是新采摘的茶叶、越是名茶、好茶，氟的含量越低；越是陈茶、越是质量次、茶梗多的茶叶，氟的含量越高。而内蒙古广大牧民熬制奶茶、浓茶用的“砖茶”，由于大多数是用茶叶中的老叶残梗加工而成，因此，氟的含量更多，每公斤茶叶大约含氟毫克左右。据内蒙古对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7个饮用水中氟含量低于1.0毫克/升的牧业旗牧民所喝奶茶中氟含量的测定，每升奶茶含氟2毫克至15毫克不等。其中以第一锅奶茶氟含量最多，以后随熬的锅次递减。内蒙古草原气候干燥、少雨，放牧生活使牧民们养成了靠喝浓茶和喝奶茶补充液体的习惯。一个成年牧民平均一天喝到肚子里的5升水，绝大部分是以饮浓茶和奶茶的方式摄入的。难怪内蒙古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对上述7个牧业旗名8—12岁蒙古族儿童进行抽检时发现，90.14%的儿童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氟斑牙，其中10%的儿童有牙质缺损，属重度氟斑牙；70%多属牙齿表面呈白粉笔状的白垩氟斑牙。
另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内蒙古蒙古族人群中骨质疏松的发病率比汉族人群高17个百分点，而且草原上生活的牧民多患腰腿痛病，这些都提示，上述病症的发生，或多或少都与牧民长期喝浓茶、奶茶有关。因此，专家建议：从养生角度考虑，一要劝牧民尽量改变喝浓茶的习惯，二要劝牧民尽量用高档的茶叶熬制奶茶。此外，还要建议砖茶生产厂家在加工砖茶时尽量采用新鲜的、质量比较高的原料和先进的加工工艺。
除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花茶和砖茶外,内蒙古农业环保能源监测管理站还于年，试制成功了“沙棘茶”。沙棘茶以传统蒙医地产药沙棘的嫩芽叶为原料，精制加工而成。分沙棘绿茶、沙棘红茶和沙棘袋装保健茶等数种。经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其口感、理化、卫生等项目的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食品卫生要求。该茶的试制成功不仅为为沙棘种植区人民脱贫致富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而且为饮茶养生增添了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