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疆纪事

作者

王弘予

一

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二十年间，我曾在上海和新疆两地间奔波过五个来回。调回上海后，西行最远，不过西安。心中萦绕的，始终是列车在渭水山谷的隧道中穿梭，是陇东黄土窑洞壁上挂着的红火辣椒和金黄玉米，是河西走廊苍凉的戈壁和祁连山积雪的远影，是一闪而过的嘉峪关关隘和车窗外随车而行的凄凉晓月，是将军戈壁硬朗刺骨的寒风和天山雪峰上胭脂色的晨曦。但是，它们就像一张张旧照片，在岁月的消磨中渐渐褪色了。所以，年当我得到一次机会可以重返新疆时，我怎么会让最心仪景色从飞机的机翼下一掠而过呢？于是，我决定再坐一次火车。年的时候，上海到新疆的火车大约是五十个小时。有些人听了也许会咋舌，但相比我初次进疆的八十多个小时，快得简直不可思议。文革时期，上海到乌鲁木齐这趟车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强盗车。那些年，虽然整个国家的生活都很匮乏，但东西部仍有很大的差距。从上海去新疆的谁不是手拎肩扛大包小包一大堆行李，那情景确实像强盗抢劫得手后仓皇出逃；待逃到车上，又常常为争夺行李架而大打出手，恰似强盗间的火併。我曾四次做过这样的“强盗”（第一次是坐专车，敲锣打鼓，秩序很好），所以，有些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只要五十个小时就可到达，而且是卧铺，一路观景忆旧，任由心潮汹涌，思绪澎湃，又何苦之有。想当年，每次从新疆回来，别说是卧铺，常常连座位也没有的。因为在南疆上车，吐鲁番不是始发站，不可能有空位，站上一两个昼夜是很平常的事。每次，我都会很谄媚的依次询问每一位坐着的乘客，是否在哈密或兰州下车；倘若不是，再问是否天水、宝鸡、西安。目标锁定之后，我就落地生根般的不再离开，或与他套近乎，或借四周乘客如厕的良机，坐上去放松一下站得麻木肿胀的腿。入夜，就在走道上铺几张报纸打地铺。有时，连走道的位置也没有了，只能钻到别人的座位底下躺着。头贴着地板，车轮撞击钢轨的声音变得格外清脆，老鼠吱吱地叫着在身边乱窜，蟑螂会不时的爬到脸上来。小孩的尿骚味、大人的脚臭味也因为我的层次低下变得更加浓郁。但这一切都不会妨碍我酣然入睡。躺着的魔力，对一个站了数十个小时的人，是无法抗拒的。其实，当时上海到新疆的车票才五十多元，只要再加三十，就可以在八十个小时的行程中睡一张铺。当然这种十分轻松的话是我现在才说的。事实上，那么多年，我没有听说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曾躺在卧铺上回上海。那时的三十元，是一个月的工资！

二

人，大多是向往繁华的。当年我回城，奔的也是繁华。但回城不到十年，却又思念起荒凉。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只想着有一天，回到那荒凉的沙漠，孤身一人，待到残阳西坠，新月如钩，四周红柳丛丛，远处胡杨憧憧。择一平坦避风处，点一堆火，待火燃尽，和衣蜷伏。这时余烬暗红，温暖宜人。睁朦胧睡眼，看天河横亘，斗转星移；听野鼠作悉，与我相伴。终于睡意袭来，一夜露宿到天明。这样的事，当年屡有经历，觉得苦。谁知回城数年，反觉遗韵无穷，再想感受，却没了机会。对此，自己也觉得有些荒唐，姑称之为“荒凉情结”。由于“荒凉情结”的作祟，我十分注意沿途的景色。车进了甘肃地界，总的印象是变化不小，过去没有绿的地方，现在绿了；过去有绿的，现在扩展了。绿就是生命，乐观的人喜欢说生命不息，但是轮到到个体，却是有生有息的。不知怎么，就想起桓温的“墓木已拱，人何以堪”，还有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诗。想想自己在新疆17年，回来一晃，又是21年，人生能经此几遭啊！心中不免生出些悲凉来。经过大约四十八小时旅程后，列车停在了南疆的吐鲁番车站，这儿离乌鲁木齐还有约两个小时。严格的说，这里只是吐鲁番的大河沿站，离吐鲁番县城尙有五十公里。新疆太大。大河沿车站的附近的确有一条河，车站以此得名。列车从桥上驶过，但我从来就不曾见到河里有水，只有“一川乱石大如斗”。大河沿车站坐落在戈壁滩上，周围几乎寸草不生。过去，连旅社也半埋在地下，只有过往的列车停靠时，车站周围才有一阵短暂的人气，待人散去，就只剩下风刮过戈壁发出的嘶嘶尖啸。现在，这里已成了繁杂零乱的小镇。车站的对面，小饭店连成一排，幡招飘舞。门前脏水剩菜倒了一地，南腔北调的店主热情无比地招呼着每一个过客。此时正直黄昏，夕阳的余晖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橙红的颜色。远望天山，中部以下已经沉没在暮色苍茫之中，但山峰却更加瑰丽无比。车站的左侧，停着大小十多辆巴士，前去一问，都是连夜驶往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的，豪华的如尼桑、沃尔沃，也有伊维柯之类，甚至还有桑塔纳轿车。司机都在车下揽客，说客满就开。但坐车走夜路，总觉得犹如盲人骑瞎马，心中存有后怕。过去曾听驾驶员说，这三百来公里，没有一天不翻车的，一天翻三辆的倒不少见。现今虽然路况已非昔日可比，但学一学“一生唯谨慎”的诸葛，总是有益无害的。再说半夜就有一趟到库尔勒的旅游列车可乘，多等几个小时也无所谓。于是我摆脱了司机们的诱惑，在车站附近闲逛。不久，只见一辆辆大巴中巴已基本坐满，司机们打开雪亮的大灯，轰着油门陆续开走。喧闹的车站渐渐沉寂下来。

三

我在一家膻味很重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碗羊杂汤和米饭，羊杂汤上飘着一层厚厚的羊油，但一撮碧绿的芫荽（香菜）却清香诱人。吃完，嘴唇上粘粘的。九时许，我回到候车室，靠在长椅上休息，这时，离火车开来还有三个小时。因为是旧地重游，思绪自然就了回到了很久以前这里发生的一些事。七十年代末，我回上海探亲后返疆，当时从上海到新疆最令人发怵的不是八十个小时的火车，因为火车就像一匹忠厚老实的驽马，只要骑上了它的背，再慢再不舒服，它总会将你驮到目的地。而下了火车坐不上汽车，那才是最糟糕的事。那年代很少有现在所谓的大巴，一般人都搭乘运货的卡车。人多车少，找车很难。所以，走出火车站，心境就像眼前的大戈壁一般空旷落寞。有关找车的怪事我听说过很多，这里说两件。一件是一位农三师的上海女知青，她的农场所在地比喀什还要远，以当时车况和路况，行程大约要一个星期。而她下了火车居然一个多星期没有找到汽车。当有人指点她有一个解放军的车队要前往喀什时，她就跑去求那个车队的排长。排长碍于军纪，没有慨然应允。女知青苦苦哀求无果，竟然双膝下跪，久久不起，引来群众围观，场面十分尴尬。还有一件是一位上海男知青，他行事潇洒，在几天搭不上车之后，干脆在火车站门口打开箱包摆起了地摊，卖掉东西打道回府了。那年月上海货在新疆不但好卖，而且还能卖出好价钱，但这样行事的人却凤毛麟角，原因是大家都是很规矩的。能及时搭上车的人也有，但那要头子活络并肯付出一点代价。“文革”之初，最吃香的是伟大领袖的“大头像”，稍后，变化为“语录本”。这东西只要给司机送上三两件，他就会像执行最高指示一样，将你送到要去的地方。可惜这段时间维持不长，司机们毕竟也不愿意整天只长“思想”不改善物质。他们逐渐发现上海的奶糖和糕点是他们更需要的东西，而且像猫一样，一旦尝鲜，便嗜好永继。所以，我那次回新疆，，行李袋的最上层，放的便是奶糖和月饼，还有两只玻璃真空內胆的保温茶杯（这在上海当时也算新产品），我把它们视作回农场的预售车票。顺便声明一下，那年代新疆的司机，即使口碑不好的一类，也还纯朴得可爱。受人之惠，忠人之事，总之很少失信；所收受或所索要的，都是一些新疆不好买的小物件。至于钱，就是给他也不要的。但那次回农场，我没有带着我的“预售票”去找司机，因为那要面临许多竞争者。我去找的是一位神通广大的油库的会计，他是一位朋友介绍的。那时，吐鲁番火车站一带，凡是有点脸面的，不管什么地方人，一般都有不少上海朋友，因为有利益可以互通。我只知道我要找的人叫老张，当我拎着行李气吁吁的敲开老张家的门，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头不高面皮白净，下巴上有些短髭，说话带着无锡口音的中年男子。这样的人在当地很少见到。我首先自报家门，说明原委。老张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请我先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屋去拿出一个小本本。他翻开小本本一连念了十来个名字，我有点杨子荣上威虎山之前接受盘问的感觉，就先定定神，然后说了其中大多数人的情况。老张放心了，将我的名字也写在本子上，客气地请我近进屋。我松了口气，想终于入伙“威虎山”，做了“老九”。四老张将我请进屋，在一张小方桌前坐下，屋里一个高大壮硕的黑胖女人给我倒了一杯水。这胖女人与老张反差鲜明，我觉得她模样凶顽，有点像《水浒传》中诨名母夜叉的孙二娘。我赶紧俯身打开旅行袋，取出两袋奶糖一盒月饼和两只保温杯。我想如果是杨子荣上山见了座山雕，这联络图也是早点拿出来的好。且不说这女人面相不善，即使是待我还算客气的老张，我和他的交情，也是经不起考验的。老张见我拿出东西，果然跟我客气了几句，话还未完，黑女人就走过来很娴熟地将物品捧进里屋去了，还边走边说，我们老张有胃病，这杯子来得正好。老张也不再多说废话，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已是中午，你今天是走不了的，就明天的车吧。我有点不敢相信，老张说，我们现在找车去。老张带着我来到油库，油库门口的油罐车队伍排得长龙见首不见尾。老张说，这里每天都有二百来辆车等着装油，前面的车肯定是已经定下客人了，我们得朝后走。老张步子不大，但走得挺快，我刚坐过三天四夜的火车，还没有摆脱人在车厢的感觉，晃晃悠悠地在后面跟着。老张告诉我，油库每天只发60车油，后面的车要排两三天队，这两三天里，他还不能离开车，要随时挪动呀。夏天热，他得在车里，冬天零下二三十度，他还得在车里；他越难受，就越肯答应我带人，我可以让他马上装油呀！老张说得有些得意。我想，这虽然有些不厚道，但我们平时谁没有受过驾驶员的气，原来他们也有做孙子的时候，心中不免生出些恶毒的快意来。眼下正是中午，烈日当空，戈壁滩的温度非常高，升腾的地气被蓝天一映，远远望去就是一片透明的浅蓝色的水，还泛着粼粼的波光，它永远在你的前面，你却永远无法走近它。太阳将驾驶室晒得像一只大烤箱，司机们一个个都光着膀子在里面烤，不时地将车朝前挪一点。说话间我们大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辆车。老张将目光停在农一师汽车团的一辆车上，走近问道，能带个人到库尔勒吗？司机身冒油汗，一只手搭在车窗外，头趴在方向盘上昏昏欲睡，老张一问，他顿时抖擞了精神。老张说，能带现在就灌油去。司机还未应声，老张已经拉着我一骨碌钻进了驾驶室。汽车沉重的吼了一声，很利索地岔出车队。我看见前面一辆车的司机在朝我们嘟哝，估计是在骂我们。在车上，司机要我今晚住在招待所，明天一早他过来接。再次到老张家时，我问他，这司机会不会溜走。老张笑笑说，放心，这里的驾驶员只要答应了，没有不守信用的。再说他也不敢，他拉油还得与我打交道。老张说罢，出门去找了辆板车，把我的行李装上，他拉我推，我们踩着吱嘎作响的沙石，向车站的招待所走去。路上，老张又关照我，如果可能，司机那边也请意思意思。我明白他的话，就连连应允了。这是下午两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分，烈日下，戈壁滩上白光晃眼，除了我和老张，周围空无一人，静得像夜一样。老张弓着背用力拉车，汗很快就湿透了他的衣服。我想，老张这人其实是不简单的。

五

回到现在。旅游列车上一觉睡得十分舒服。上午八时许，列车稳稳地停在了库尔勒车站。略微遗憾的是，除了天亮后的两个小时，一路行车都在夜间，窗外风景一无所见。幸好可以在回程时弥补。二十年前，库尔勒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一个美丽的小城。我最喜欢的是城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新疆杨，它高大健壮，姿态秀美，灰白略带青色的树干蓬勃向上，却又婀娜多姿。如果将树干浑圆笔直的加拿大杨比作亭亭玉立的闺中少女，那么，新疆杨就该算略解风情的山野村姑。新疆杨树叶的正面的墨绿色泛着油光，背面有银灰色的短绒，每当微风翻动树叶，就好似绿叶丛中缀满了白花。库尔勒的美还在孔雀河。孔雀河从铁门关奔突而下，进入南疆盆地，由于落差很大，河床陡峭，巨石遍布，河水咆哮着在巨石上迸散，万斛珍珠，一道彩虹，湿雾迷濛，令人神清气爽。库尔勒的美更在于她的夜。树叶在夜风中浅吟低唱，醉酒的维吾尔小伙子仰坐在驴背上双腿合着驴的碎步上下晃荡。小伙子拉开嗓门唱起歌，粗听，这歌近于嚎，可细细地琢磨，就会听出里面有冰山溪流的声音，草原马蹄的声音，苍鹰扇翅的声音，沙漠风啸的声音和人的忧伤或欢乐的声音。你就会觉得，此曲只应新疆有，离疆难得一回闻。作为音乐素材，它是昆仑山上或和田河里的朴玉，玲珑剔透的玉器，都由它雕琢而来。库尔勒的美，更在于她是瓜果之乡。每年八九月间，维吾尔人赶着高轮马车进城，车上高高的堆着玛瑙色的葡萄，皮色如土却瓤青如玉的甜瓜，浑圆翠绿肉色酡红的西瓜，青皮红晕蜜汁如飴的香梨。这时的库尔勒，被淹没在果香和甜蜜之中。然而，今天眼前的库尔勒，却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模样。自从南疆铁路开通后，随着石油大开发，原来小小的库尔勒县已成为南疆重镇，建设新疆第二大城市的标语赫然在目。我坐着出租车飞驰在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只见宽阔平坦的沥青大道纵横交错，整个库尔勒已被重新规划，已经具备了中型城市的雏形。旧时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我梦中那高耸入云的新疆杨也极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低矮齐整的幼树，碧绿的草坪，点缀其间的花卉和错落有致的楼宇。一切都是新的，但在我这样的人看来，唯独缺少了一份旧日的温馨；我也无法说她不好，可就是有几分惆怅。到车站接我的老乐不无自豪地说，在库尔勒要多玩几天，农场那个破地方就别去了，再说那里也没有几个熟人。老乐又告诉我，自从搬到库尔勒，他一次也没回去过，而且也从来没有想去。我听了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的打算。六老乐将我接到他家，放好行李，便带我到邻居家串门。这是一幢六层楼房，是农场在十年前出资建造的，住的是退休的科以上干部，见到我都还认识。他们异口同声惊诧我还会回来，特别是听说还要到农场去，都摇头表示不理解。其中有几位还重复了老乐在车上说的话：那个破地方有什么可去的。我问他们，你们不就是从那破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回答说，对呀，所以我们才不回去呢！这些科级干部，大多是年从河南支疆来的农民，河南人多地少，他们大多出身贫穷。我曾听他们说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家乡的景象，至于七十年代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惨祸，就更令人们触目惊心了。他们对于退休后能住在库尔勒，做城里人，而且每月能领取五六百元养老金，都相当满足。他们自离开农场后，大多再没有回去过，甚至连农场的情况也懒得打听。在这点上，他们比上海知青愿意遗忘，轻轻一抹，便将三十多年的经历抹得干干净净。近在库尔勒的不想农场，远在上海的却情怀难舍。这些年，上海知青回新疆的，回黑龙江的，回江西的，回云南的都有，有成群结队的，也有独来独往的，这大概都是因为还有一点不甘于“虚其心，实其腹”罢。我庆幸尙有同道可引，否则面对这些老领导，也许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问题。在老乐家吃过午饭，我独自外出逛城，顺便将明天去农场的车票买好。老乐见我执意要到农场去，也无话可说。一个小时后，我找到了库尔勒客运站，它的原址是农二师汽车二连。记忆中的汽二连是一圈平房围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粗石地坪上停着许多卡车。地面油迹斑驳，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所有这些，现在却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现在的客运站坐落在纵横交错的通衢大道的一隅，门前是宽阔的草坪和花坛。如果不经过几个人的指点，我是绝对找不到这地方的。一座城市，不管建筑如何更新，只要道路还在原来的位置，就总能辨出个方位来；如果道路也重新规划了，那就成了完全陌生的地方。第二天上午八点，我登上了一辆国产中巴。车很旧，司机是个光头圆脸的小伙子，单穿一件迷彩服，露出厚实的胸脯。同时下许多地方一样，这车虽然挂靠在客运公司，实际上却是司机个人所有。司机上车就位后，就向乘客宣布了一件大事：路上他要打一次架。为此他已经做好了安排，保证不会耽误大家的行程。说罢，别转头努努嘴，示意要打的就是停在十米开外的另一辆车的司机。乘客们十分愕然，窃窃声四起。司机解释说，这是他们之间的纠葛，与乘客无关。他告诉大家，按公司规定，每辆车只能拉特定目的地的乘客，多年来，大家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这小子新来乍到，仗着身强力壮，不把行规放在眼里，接连几次抢别人的乘客，公司也不敢说他，所以，他决定要为弟兄们出口恶气，维持一下规矩。小伙子骂道，这狗日的，今天非打得他趴下不可。乘客们听了这番话，怕耽误了自己的行程，一边帮自己的司机骂那狗日的，一边为那狗日的求情，要这位光头司机暂且饶他一回。小伙子想了一想说，也罢，我本不该碍你们的事。他掏出手机，招呼一个叫小回的人，要他在尉犁县城外等着替自己开车。他对乘客说，小回是我徒弟，技术没话说，请大家放心，这一架自己是一定要打的，否则，在这地盘上无法做人。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尉犁县城外，果然有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光头司机下车向他交待了几句，年轻人就爬上驾驶座转身对大家说，放心吧，我师傅的招数厉害着呢。说罢，车又颠簸着上路了，我想，这一架将打出什么结果呢？记得过去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草创之初，连接东西部的大铁路刚修通。西行路上，乘客和乘务员尽是公牛般剽悍壮实的汉子，三句话对不上茬，便大打出手；不是乘客将乘务员打得眼眶爆裂，就是乘务员将乘客扔出窗外。这时的美国，很没秩序，一切都靠实力，凭拳头说话。新疆是中国的西部，或许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唤醒了它的野性和阳刚。七尉犁县曾经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它的所辖包括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罗布泊地区的各一部分。但尉犁县又是中国最小的县，据说过去一盏路灯就可以照亮全城。还说，一条牛从城东开始撒尿，尿没撒完，牛已经走到了城西。当然，这是说尉犁县的过去，而且有开玩笑的成分。汽车过了尉犁县城，就离开国道改走便道（国道正在铺沥青路面）。我有些遗憾，因为国道沿塔里木河而行，还可以看到塔里木垦区二十年的变化。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它如同一条瓜藤，上面结了许多瓜，这下游的五个瓜，就是兵团农二师所属的塔里木农场，其中最末一个，是我原先所在的35团。35团之后，瓜藤就因缺水枯萎了。近年来强调恢复生态，千方百计向下游调水，这二三百公里的塔里木河末稍才有了一丝生机。然而生态破坏容易恢复难，再说也不知道现在的政策能持续多久。但我也很兴奋，因为走便道要沿库鲁克山南麓东行，然后南拐，经过甘草厂到达35团。35团甘草厂曾被探险家余纯顺记录在书中，他前往罗布泊时路过这个地方，但该书将甘草厂误作干草厂。甘草厂属于35团，但距团部有百公里之遥，过去我从未去过。对于陌生的地方，我总怀有新鲜感。便道基本上就是自然形成的车辙，行车其上，仿佛颠簸在波峰浪谷间。库鲁克山是天山的支脉，在35团北面，我们称之为北山。天晴的时候，在35团可以用肉眼分辨出山坡上岩石的不同颜色，令我常常生出遐想来。现在，北山就在眼前，近得仿佛伸手可触，才知道山体原来是一堆干得开裂的大石头。无数个寒冬酷暑，大石头裂成碎石，碎石又裂成沙石，沙石最终化为齑粉。大自然孕育生命以亿年计，而毁灭却毫不留情。无怪乎古人要悲叹：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沿库鲁克山东行，有很长一段路是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河床的宽度大约有一百来米，河里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卵石，两岸有明显的被水冲刷的痕迹。可以想见，当年这条河是何等的汹涌澎湃，由这条河形成的罗布泊也如同海一般浩瀚辽阔。我猜想那时的空气是湿润的，草地是茂盛的，胡杨是葳蕤的，驼队是川流不息的。但是现在，这里见不到一滴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男儿立业，英雄建功，有多少慨当以慷的西域诗流传至今，让人热血沸腾。触景生情，我倏然想起前面不很远，就是彭家木的衣冠冢和埋着余纯顺遗骸的地方。八汽车终于驶出了干涸的河床，扭头向南拐去。连绵起伏的沙包路没有河床平坦，汽车颠得像一只簸箕,车厢里的积灰兴奋地跳起舞来,空气雾腾腾的,鼻子和咽喉充斥着尘土的气味。库鲁克山在汽车的尾尘中渐渐远去。一车乘客全都东倒西歪昏昏欲睡，只有驾驶员小回，依然精神百倍地大幅度拨拉着方向盘。车仿佛行走在一个遥远陌生且亘古荒凉的星球上。好在这段路不长，大约不到一个钟头，便听到小回叫道：３５团甘草厂到了！要洗脸方便的可以下车。大家睁眼一看，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鼻孔的下方和鼻翼处更是积满了泥垢。３５团甘草厂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现在，甘草已被国家明令禁挖（当时农场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甘草已基本挖完，据《人民日报》载，塔里木河下游，甘草被挖面积约四十万亩。我过去也曾挖过甘草，估计其中有十亩是我挖的），甘草厂已不熬甘草膏，改种棉花了。当年的甘草厂为何要建在这百里不见人影的地方，为的就是北山的南麓有一口泉眼，水量大且水质好。甘草熬膏的过程是，先得将甘草粉碎，然后用水浸泡，使有效成分溶解在水里，再进行过滤，最后加温熬成膏状。如果选用的水纯净度不高，熬出的甘草膏所含杂质超标，产品就不合格了。偏偏塔里木河下游地表和地下水的矿化度普遍比较高，于是找到好水就成了办厂的关键。只是这口泉眼已有近二十年无人光临，究竟出不出水也无从知晓。最终找到它的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人姓邵，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驻新疆部队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解放之初，部队从新疆开赴西藏北部剿匪，他任连长，因屡建奇功，该连被命名为英雄连。正值邵连长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之时，一封密函从新疆发往西藏，有人检举他在旧军队时吃过人肉，要将他解压回新疆接受审查。莽莽戈壁，漫漫风沙，这位英雄连长竟然双手被缚坐在马背上走完了这千里行程。之后，尽管迷雾散尽水落石出，他的所谓的吃人罪纯属子虚乌有，但是他的清白并没能让他回到英雄连，他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３４团任副团长。他从此摘下了领章和帽徽。“文革”开始，邵副团长再次因那段旧军队的历史被关进“牛棚”。七十年代初第一次落实政策，他调至３５团任副参谋长，这是团领导层中的最低职务。这时的他，面色黧黑，身瘦背弓，唯有两支鹰隼般的目光，还能显出他当年逼人的英气。当时农场亏损严重，挖甘草几乎是唯一的弥补之道。眼看着各连队运到团部的甘草根堆积如山，进一步加工却卡在别人手中。邵副参谋长刚上任就主动请缨要去找那股泉水。他说，起义后剿匪，自己曾在那儿饮过马，还能记得泉眼的大致方位。其实对在口泉眼有印象的远不止他一个，而愿意去的只有他一个。邵副参谋长是坐在一辆轮式拖拉机的拖车上找水去的。拖车上垫了一些麦草，还装有一大桶柴油、一大桶水、一口袋面、一口铁锅和几棵白菜。他说，有了这些，不管到哪儿，都可以活上十来天。拖拉机离开农场往北驶去，渐渐就没路了，只能按方向在沙包间穿行。驾驶员后来说，由于拖车太颠，一路上，邵副参谋长常常在车里打滚，拖拉机后大轮扬起的灰尘将拖车团团裹住，他除了眼珠，简直就是个泥人。一星期之后，邵副参谋长回来了，他找到泉眼取回了水样，一化验，果然是优质的。甘草厂终于建成了。接下来的一件事更被传为美谈。七十年代中期，西藏军区编写军史，其中有《藏北凯歌》一个长篇，军区政治部派人专程来新疆将邵副参谋长接到西藏。当时，不仅是３５团，连师里也惊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年代由部队集体转业，有的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后来称他们为老军工。然而，二十来年过去了，条件艰苦、地域闭塞、文化匮乏、经济困难，他们基本就像贫困地区的农民，个别的甚至与刑满留场人员难以区分。来接邵副参谋长的军人们身穿崭新的涤棉军装，红丝绒的领章两侧一挂，连双颊也被映得红扑扑的。显得又年轻又精神。看着他们对邵副参谋长的百般崇敬，老军工们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在翻腾。邵副参谋长在西藏度过了他最为辉煌的一段日子，又在一个写作组的陪同下回到新疆。这次，他当然不是坐在马背上回来的。他们在新疆军区一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个月。邵副参谋长不会写，他的任务是回忆并说出来。在再次落实政策时，邵副参谋长升任副团长。其实这不过是他二十年前就担任过的职务。这时，邵副团长才稍稍显出些福态来，但他患上了冠心病，七十年代末死于心肌梗塞。他圆拱形的墓是当时最大的，墓碑是最高的，为他送葬的人是农场历史上最多的。一般人甚至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来自那里，只看见广场上停着多辆吉普车，其中有现役军人。现在，我们的中巴正停在一条清澈而欢快的水渠边，这水就来自二十多年前邵副团长找到的那个泉眼。我捧一掬水洗一把脸，再捧一掬漱去嘴里的泥沙，嘴里有一丝甜甜的感觉。甘草厂改种棉花后，水还有多余，就通过管道送到３５团，这水煮开就可以喝。正是连队小学放学的时间，一群衣着鲜艳的孩子嚷着跳着往家跑。这些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知道邵副团长的可能也很少了。九　汽车离开甘草厂继续南行，中午时分，停在了孔雀河的北岸。这里再往东百把公里，就是罗布泊。孔雀河曾是罗布泊的主要水源，但三十年来，河的下游已经干涸，罗布泊也渐渐枯萎了。只因为近年国家渐见殷实，有了重视生态的余力，才不惜多途径调集水源，贯通孔雀河，重灌罗布泊。不争气的是，孔雀河上的这顶桥，自建成后大约从来不曾见过水，竟然一泡一冲便垮。同时被冲垮的还有通往３５团的供水管道。为了保证交通，孔雀河上临时架了一座便桥，但桥面甚窄，车辆只能单向通行。乘着堵车，我下车拍了两张照片，当时有风，照片冲出一看，河岸荒芜衰败，沙尘迷濛，固然是不中看的，我却敝帚自珍。接着又经过约二十公里的流沙区。风虽然不大，天也是蓝的，但沙尘却贴着地面扬起，眼前迷迷濛濛看不远。沿便道两侧几十米范围，都是用芦苇打成的防沙方格，即便这样，许多路段还是被流沙覆盖了，汽车只能哼哼唧唧一摇一摆地艰难前行。一车人又没了精神，随着车的摇晃，或前俯后仰或左右甩动着昏昏沉沉的脑袋。恍惚间，听到有人叫，到家喽！我睁眼一看，莽莽流沙不知何时已变成了大片荒原，路的两旁已经平整成耕地。远处，有十数辆履带式推土机正在作业，尘土冲天而起。这不是又在开荒么？我惊异地问身边一位老汉。老汉说，种棉花呗。我又问，不是缺水吗？老汉反问我，缺水还往罗布泊放水，还往英苏（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地名）放水？那里可是啥俅都没有的！老汉的神情和语气都显示出他的不满。我明白了，国家恢复生态的努力，至少在这里有一些人并不理解，或者是并不愿意理解，他们抓住了所谓的机遇又在扩大种植面积。我当然知道，３５团的经济支柱，前三位就是棉花、水稻、香梨。水稻是赚不了什么钱的，香梨天生娇嫩，长途运输成本太高，唯有棉花，价高了好赚钱，即使价落，也可存起来待价而沽。何况这些年植棉技术大有长进，亩产量已大幅度提高，所以正应了一句老话：要发家，种棉花。除此之外，农场的职工还有什么盼头呢？如果我还在这里，我也会这么想的。然这，恰恰又与国家不惜成本调水的目的相左。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几十年来的确已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了。农场职工的生活也的确够苦了。看来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统一，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决非说几句话就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在中国这样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恢复和保护生态是件很难的事情。十在新疆，下午三点相当于内地的下午一点，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汽车停在了３５的团部。人们都在睡午觉，除了下车的乘客发出的嘈杂声，白光光的大太阳底下静静悄悄的。我提着行李寻找老佟开的荣兴饭馆。老佟是我过去的一个邻居，河北人，原来在团部食堂任司务长，后任管理员，退休后再操旧业，夫妻俩经营一个小饭馆。从上海出发时，我曾与他联系过，所以才走了二十来步，便见他快步迎来。相隔二十一年，老佟没有大变，过去比较胖，现在却不算很胖，我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老佟非常豪爽地说：这次来，住我的家，吃我的饭馆。我说：给你添麻烦了。他说：这就见外了。老佟将我领回家。这是一排平房，他占了三间，中间是客厅，东西为卧房。老佟的三个子女都已成家单过，有一间卧室空着，床上的被褥都已铺好了。老佟的爱人是四川人，过去是托儿所的保育员，也熟，我的两个孩子她都带过。老佟说，先洗澡，把衣服换了。老佟的洗澡房挨着东厢房的北墙，是自己起的。澡房的顶上置一个大油桶，外表用黑漆漆过，是土制的太阳能热水器。老佟的爱人特别关照，现在的水已经非常烫，要打开冷水龙头混合一下。由于几天没洗澡，今天汽车上灰尘又特别大，这澡洗得酣畅痛快。正冲淋之际，眼睛的余光发觉脚边有一坨黑色的东西在蠕动，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肚子蛤蟆也来沾光了。我洗完澡，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切开的哈密瓜和西瓜。新疆人开瓜根本不考虑别人的食量，就凭自己的热情。塔里木的瓜虽然在上海名声不彰，但这里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瓜果的品质是绝佳的。老佟说，可惜还早了些，再晚一个月，葡萄和香梨就都下来了。我先吃了几块西瓜，再吃哈密瓜。两种瓜在一起，必须这样吃；如果先吃哈密瓜，再好的西瓜也会没有甜味。我擦擦嘴对老佟说，要借他的自行车到周围转转，老佟说好。推自行车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三间屋是自己买下的，花了万把元。他又指给我看屋前的菜园，足有一亩，一分种菜，九分种了棉花。棉田中间的一个小棚是家庭厕所，肥水不流外人田。老佟家的屋墙是一砖到顶上无片瓦，这就很值得夸耀了，因为以前全都是土坯房。至于上无片瓦，那是因为这里基本不下雨，没这个需要。不过，后来我又听说，也有许多人并不愿意花一万元买“一砖到顶”，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打算。再说土坯房也有优点，墙体厚，冬暖夏凉。我大约是下午五点走出老佟家的，这时，离天黑还有四个小时。我准备去三个地方：第一是１９６３年刚进疆时住过的那个大院。这大院其实在七十年代后期大部分已成废墟，我曾见过它的断墙残垣。然而，１９８０年返沪之后，在我做过的数不清的梦中，这院子却是完好如初的。梦中的我常常六神无主地寻找着我的房间，但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床上睡的却是陌生人。我常在迷离恍惚中醒来，感觉自己是一个凄凉的无家可归的人。我骑车不到五分钟，就来到这个大院的位置。一位在大树下歇凉的老汉指给我看大院剩下的那几间房。老汉说，那是原来的伙房，现在成了仓库。大院的其它部位都盖上了新房，不经指点，旧址已不可辨认。三十八年前，２００多名男女青年从上海来到这里，穿军装，戴军帽，清早出操，晚上点名，随后发生了许许多多悲欢恨爱的故事。但这一切，都如同大沙漠中的几行足迹，一阵风刮过，就几无印痕了。想起风，就真来风了，那风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气味，大院后面排水渠的水腥味，混杂着尘土和牛马粪便的气味。这气味我是再熟悉不过的。我敢说，如将我眼睛蒙上，辗转千里再扔到这儿，我也能凭着这气味认定，这就是３８年前我待过的３５团６连。我要找的第二个目标是我女儿出生的那间屋。它居然还在，只是找到它颇费周折，因为四周的参照物都变了。那是个单间，原先门朝北，现改朝南了。门前坐着位老太太，听说我要在门前拍个照，就问我从那里来。我说上海。她说，你们走那么多年了，还来干啥？我说心里想啊。她问这里比上海好？我告诉她想不想跟好不好没关系。老太太疑惑地看了我一阵，要起身给我挪地方。我说奶奶您别动，把您照进去就更好了。这时，我想起这屋子的隔壁，曾住过一个叫“老八路”的人。知根底的人说，他其实也不是正规八路，但的确参加游击队打过鬼子，进疆后人变得有的疯魔，大小领导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自己的一份活干得还不错。“老八路”曾经从山东老家带回过一个老婆，但不久就逃回去了。“老八路”的工作是为团部食堂打柴，他的习惯是一段时间连续出车，将柴囤积起来，然后休息一段时间。食堂只要有柴烧，就没有人会想起还有个叫“老八路”的。有一次，眼看柴马上就要烧完，司务长急了，上门去找，才发现他躺在床上已死去多日。我是他邻居，看着人们将他抬出去，身上盖了一条发黑的白床单。十一我骑上自行车往第三个目标六连驶去时，太阳已经偏西。刚才去过的废墟是六连的旧址，现在要去的是新址，离团部大约三公里。农场的道路比二十年前大有改善，特别是团部，机动车道都是沥青路面，两侧是用六角形水泥块铺就的自行车道，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有窄窄的绿化带，里面开满了五颜六色的星形小花。团部通往各连队的路也都铺上了碎石。老佟说，大张旗鼓抓修路的孙团长，原来也是六连的。我问是天佑吧，老佟说，就是他。天佑七十年代初与我在一辆轮式拖拉机上工作过，他是车长。有一天做夜班车翻了，我俩一起从驾驶室里钻出来，十分狼狈。现在天佑调到三十团当团长去了。我脑海中翻腾着这些往事，自行车已经驶出了团部。路的一边是大片的棉花，另一边是大片的水稻。棉花已经结铃，水稻正在灌浆，蓝天白云下，齐崭崭的一眼望不到头。这时节农活不多，地里见不到人，但个把月之后，就要秋收大忙了。想起六十年代初，我们刚到新疆，农场边开荒边生产，土地不平盐碱重，不管是种棉花还是小麦、玉米（那时还不种水稻），都是癞痢头似的稀稀拉拉，粮食一亩百把斤，棉花一亩二三十斤，有些地块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现在，粮食和棉花亩产都增加了好几倍，而且种什么成什么。在库尔勒时，我就听说三十五团这几年大红枣收成很好，粒大肉厚甜度高。红枣二十年前这里是根本没有的，有的只是又干又涩的小沙枣。我想，也许人和地打交道有个熟悉的过程，时间长了，彼此摸熟了脾性，便逐渐“友好”起来。可惜大部分上海人没有等到这个“友好”阶段，就急着回老家去了。六连是七十年代中期从团部迁到新址的，有耕地七千亩左右，原先大多是上海人，现在只剩下不多几个了。他们中男的都娶了非上海去的女子，女的都嫁了非上海去的男人。当然，这也不是他（她）们留在那里的关键理由，或许是他或她觉得，依照他们的条件，回到上海也未必比留在那里过得更好。父母年迈了，兄弟姐妹成家了，几十年过去，家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家了，杯里的水早已不再热了。每个家庭各有各的难处，现在已经回上海的人，不少当初也是和亲人们作了一番“斗争”的，这很难说是谁的不对。真正不对的人直到今天也很少被人说出来。反正留在这里的人，不免是要献完青春献子孙了。我来到六连，遇到的第一位上海人叫刘彩凤，她的男人是河南籍支边农民，姓张。刘彩凤的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三年供给制一满，她就把自己嫁了。第一个男孩不幸得了脑膜炎，命保住人却傻了。我回上海时这孩还在，但不能上学。到上海后听说他掉在沟渠里淹死了。刘彩凤站在我面前我却难以辨认，按上海标准她已经是65至70岁模样了，眼睛又“瞎”得厉害，看人要凑到别人面前。其实她刚到新疆时，光彩照人似乎还胜过别人一筹。当她认出不速之客是我时，立即大呼她的男人老张。老张在我印象中一直是病病歪歪的，这二十年身体反倒强健起来了。他将我请进屋就动起了刀子。这季节在新疆作客第一个“节目”都是一律的，家家户户桌下床底都是瓜，除非客人声明吃瓜已经将嘴角渍烂了，否则断没有让你喝水的道理。老张家很暗，与二十年前相比，说不上是旧貌换新颜，但一台不大的彩电，一部电话，一辆停在门口的助动车，证明了他们也与时俱进了。刘彩凤告诉我，肖新娣的家就在东边第三排。肖新娣是姐弟俩一起进疆的。六十年代一家有俩孩子到新疆的并不少见。那时的家庭普遍孩子多，干脆一走两个，既减轻了家庭负担，在新疆也有个照应。肖新娣结婚早，丈夫姓何，江苏无锡人，非上海人之间的南方人结婚，当时也算难得。老何长得白净健壮，在食堂掌面案。他胳膊粗力气大，能将面揉得很有韧劲，他做的馍大家都爱吃。然而结婚没几年，老何得了肝癌，当时凡是找得到的药都用上了，病情却仍在恶化。最后，有人给肖新娣介绍了一个偏方：用蝼蛄煎汤喝。有一段时间，肖新娣成天在田埂上掘蝼蛄，但老何喝过她的蝼蛄汤还是撒手去了。我按照刘彩凤的指点来到肖新娣的新家。说新，是指老何过世后她建立的第二个家，其实也快二十年了。肖新娣的家比刘彩凤的家敞亮多了，也干净整齐，面前的葡萄架上挂满了青紫色的葡萄，菜园的篱笆上爬满了嫩绿的豆角，地里的各种蔬菜也长得茁壮喜人，可以看出这家人过得很有生气。肖新娣的丈夫与我并不认识，但人很热情，我和肖新娣说起有关上海人的一些往事，他不插话，始终很有兴趣地在一旁听。由于天色已近黄昏，暮色渐浓，虽然话兴未尽，也只能匆匆告辞了。我回到荣兴饭馆，老佟夫妇已炒了几个菜开了一瓶酒等着我呢。于是我们边喝边聊。说话间门外进来个人，穿着衬衣敞着胸脯，走路有些摇摆。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孬”吗！我脱口而出。“孬”是河南方言，有不好的意思，这是他的绰号。“孬”走到我跟前，仔细辨认了一番，大叫起来，怎么会是你呢！我反问道，怎么不会是我呢！说罢，“孬”扳着我的肩膀使劲摇晃起来。十二“孬”也和我在一辆拖拉机上工作过，做过我的师傅。他上过初中，有点文化，瞧不起那些仅仅认识自己名字的老车长。由于经常犟头倔脑地发驴脾气，所以得了个“孬”的绰号。老佟招呼“孬”一块喝点酒，“孬”不客气，端起酒杯说，你们上海人一走二十年，是该回来看看没有你们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他又说那时我们多么年轻，现在头发花白了，老人（熟人）们死的死走的走没剩几个了，明天我把他们都叫来见见面。我听了十分高兴，对老佟说，我想请他们吃顿饭，就借你这块宝地。老佟说，你不嫌弃就行。我们立即扳着手指数人头，一共才二十来个，刚好两桌，其中多半不是上海人。“孬”问我，叫不叫陈立树，他当过你的排长。我说叫。我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老陈的小小说，还评上了奖。老佟说，六连过去的指导员王景坤，八十年代举家迁回了河北，女儿因嫁人留在了新疆，可女婿却犯了案正在服刑，她拖着孩子日子过得很苦。我听后鼻子有点发酸，七十年代王景坤在六连当指导员，见我还算知书明理，推荐我去教书，却因我出身有问题给班子否决了。之后，他又调我到机务排开拖拉机，个别领导还是以同样的理由表示异议，王景坤发了脾气，说他出问题的话我愿意受处分，此事才算了结。所以，我对王指导员一直心怀感激。我对老佟说，你把王景坤的女儿和孩子一块儿请来。第二天大家聚得非常热闹。席间，陈立树提议要大伙凑份子回请我，地点仍在这儿。大家不容我推辞，一致同意。我说那好，菜吃大家的，酒我来准备。第三天，我在对面的杂货店买了两瓶五粮液，店主恰巧就是陈立树的儿子陈健，他比我小十来岁，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有点不好意思收钱，我考虑这不是个小数目，就说，该收的你得收，只是这酒你爸妈也要喝的，质量不好我让他们骂你。陈健笑道，看你说的，有假酒也不敢卖给你啊。这天的席散得晚，散席后又在饭馆门前唠了好长时间。我把“孬”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对他说，明天我要去一个地方，你得陪我。“孬”问是那里，我说是墓地。他说那里瘆人得很那。我说那里不是有熟人吗？又没法把他们请来，所以想去看看。八０年我离开新疆时，他们都还好着，有的还提着行李送我上车呢。“孬”不吭声。天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以为他已经答应了。谁知第二天上午他没过来，我找上门去，他老婆告诉我，昨天３４团一个亲戚打来电话，说有急事，他一早就赶过去了。我这才醒悟昨晚的要求的确有点荒唐，也许是多喝了酒的缘故。然而，回到上海不久，我又后悔起来，万里迢迢去一次，本该看的人却没看，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一定会责怪我的！今天，我要离开我的农场了。前两天一起吃饭的人都来送我，他们塞给我几包大红枣，还有两瓶掺了鹿血的白酒。车开了，景物隔着车窗一幅幅朝后闪去，它们将重新回到我的梦中。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我很可能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了。我想起艾青在一首诗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但当我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爱得太深，它究竟给过我什么，要让我如此怀恋，却陷入茫然。不过，我最终还是想明白了。我的答案是：最深的情愫，不是缘于获取，而是付出，甚至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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