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8日，为抗议美国政府扶持日本的政策，身患严重胃病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郑重地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北平，年仅５０岁。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朱自清先生的民族气节，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六岁时随家人移居扬州。我国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

　　年，１８岁的朱自清由两淮中学（扬州中学前身）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北大学习期间，朱自清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的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年1月，朱自清与俞平伯、叶圣陶等人在杭州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并创办了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以散文为主。

　　朱自清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散文大家，他的散文语言洗炼而缜密，文笔清丽而质朴，情感真挚而细腻。在近３０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朱自清写出了大量有思想、高品味的散文，其中《背影》、《春》、《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篇，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

　　朱自清的亲情散文，主要有《儿女》、《给亡妇》、《背影》等篇，虽然为数不多，却都是能纯洁人心灵的优秀作品。无论儿女情、夫妻情，还是父子情，其情无一不是率性而出，真实感人，甚而令读者潸然泪下。

《儿女》：人父的苦恼与责任

　　朱自清《儿女》一文，写于１９２８年６月。其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五个孩子的家庭，每天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儿女》）

　　这种情景，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很有趣。如果身临其境，每天都经历两次，纵使性情再好，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

　　朱自清说自己年轻时“像一匹野马”，把孩子看成是束缚自己的辔头和缰绳，缺少耐心与爱心，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儿女》）

年，清华园，右二为朱自清

　　年1月，在清华任教一年多的朱自清，决定将家眷从浙江上虞的白马湖接到北京。由于经济情况的缘故，朱自清无法将四个孩子都带到北京，便让步老大阿九和老四转儿由母亲带回扬州，只和妻子带老二和小三去北京。一家人在上海短暂逗留后，凄然分别：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儿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自清对孩子渐渐有了耐心。尤其朋友们对孩子的关爱，让他感到惭愧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儿女》）

　　从年轻的粗暴和苦恼到中年的耐心和责任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的成长经历。

《给亡妇》：思念与愧疚的哀伤

　　朱自清虽是一个新派作家，却出身于一个旧式官吏家庭。十四岁那年，家人便给他订下了亲事，未婚妻是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武钟谦，与他同年。

　　１９１７年寒假，朱自清奉父母之命，回扬州与武钟谦成婚。这年冬天，朱自清祖母去世，父亲朱小坡又卸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一职，家庭经济因此陷入窘困。为了给丈夫交学费，武钟谦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金手镯。

　　１９２０年夏，只用三年时间便学完四年功课的朱自清，顺利从北大毕业，并被校长蒋梦麟推荐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２１年暑假，朱自清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回故乡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扬州中学前身）任教务主任。收入不多的朱自清，因为要负担自己的小家庭，不能给父亲更多的钱，这让父亲很有意见。后来，朱小坡利用与校长相识的关系,一到学校发薪水的日子，朱小坡便将儿子的薪水取走。朱自清既苦恼又无奈，加之与校长在教务上不合，在母校任教没几个月便辞了职。朱小坡非常恼火，认为朱自清随随便便就辞职，太不顾家。盛怒之下，朱小坡将儿子一家赶出了家门。

　　朱自清从母校辞职后，经朋友介绍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武钟谦便带着孩子，暂住娘家。时间长了，娘家人也有意见，武钟谦只能默默忍受。１９２２年初春，朱自清再回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才将武钟谦和孩子们接到杭州，一家人团聚。

　　武钟谦是一个朴素、温柔而又贤惠的女子，她的心中永远装着孩子和丈夫，唯独没有自己。为了孩子和丈夫，她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受：

　　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迈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儿。你的身子本来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

　　你为我的捞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给亡妇》）

　　武钟谦虽然与朱自清结婚十二年，但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五年。

　　朱自清自北大毕业到清华大学任教前，五年间曾在异地数所学校任职。最初是浙江省立一中，而后是扬州的江苏省立八中、上海中国公学。１９２２年初春，朱自清再回浙江省立一中任教时，把家安在了杭州。１９２３年３月，朱自清去温州省立十中任教时，又将家迁到温州。因为家庭经济所迫，１９２４年２月，朱自清不得不丢下家人，去宁波省立四中任教。同年９月，朱自清受朋友之邀去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白马湖位于杭州湾南岸中段，四周群山环抱，是一处风景美丽而幽静的地方，朱自清非常喜欢。不久，便将家人从温州接到这里。

　　１９２５年暑假，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国文教授。朱自清再次丢下家人，只身北上。１９２７年１月，朱自清决定将妻儿从白马湖接到北京，却又无力将四个孩子都留在身边，只得让老大阿九和老四转儿跟母亲回扬州，自己和妻子带老二和老三去北京。

　　本以为到北京后，夫妻不会再分离。不曾想，因为多年劳累，武钟谦的身体垮了。年底，武钟谦生下第六孩子后，身体消瘦，天天发烧。开始，武钟谦以为是疟疾，并未放在心上。为了不影响朱自清工作，武钟谦隐瞒了病情，坚持劳作。等到病情严重，医院检查时，她的肺部已烂成一个大窟窿。医生劝她去西山静养，可她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花钱。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武钟谦带着孩子回到扬州。与朱自清分别前，武钟谦哭着说道；“还不知能不能再见？”没想到，一语成谶。回扬仅一个多月，武钟谦便与世长辞，年仅３１岁。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

　　武钟谦离世三年后，朱自清写下《给亡妇》一文，寄托了自己对武钟谦无限的思念和深深的愧疚：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

　　……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号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给亡妇》）

　　思念越深，往往不是爱得最深，便是愧疚最深。

《背影》：治愈父子隔阂的良药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背影》）

《背影》中的南京浦口火车站

　　《背影》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三百多字，却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体贴和关爱之情，刻画得极其温馨感人。

　　现代作家李广田在《最完整的人格》一文中，说《背影》“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在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

　　其实，朱自清写这篇散文时，与父亲朱小坡因家庭矛盾产生隔阂已长达四年，而且一直未能化解。

中坐者为朱小坡

　　朱小坡（—），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与绍兴新台门的周树人（鲁迅）是本家。

　　朱小坡常年在外任职，官僚派头十足，平素喜好排场。１９１７年冬，朱小坡卸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一职后，因数次谋职未果，只得赋闲在家。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变得窘困，朱小坡的脾气也渐渐暴躁起来。

　　１９２０年夏，只用三年时间便学完四年功课的朱自清顺利从北大毕业，并被校长蒋梦麟推荐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２１年暑假，朱自清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回故乡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扬州中学前身）任教务主任。朱小坡对儿子选择教书这个职业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教师是个清贫的工作。收入不多的朱自清，因为要负担自己的小家庭，不能给他更多的钱，也让他很有意见。后来，朱小坡利用与校长相识的关系,一到学校发薪水的日子，朱小坡便将儿子的薪水取走。朱自清既苦恼又无奈，加之与校长在教务上不合，在母校任教没几个月便辞了职。朱小坡非常恼火，认为朱自清随随便便就辞职，太不顾家。盛怒之下，朱小坡将儿子一家赶出了家门。朱自清与父亲的关系，由此恶化。

　　朱自清从母校辞职后，先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后再回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并将妻子武钟谦和孩子们接到杭州。

　　１９２３年暑假，朱自清曾回过一次扬州，并试图与父亲修复关系。朱小坡却不领情，对朱自清依旧很冷淡。其后，父子间虽有书信往来，但多是谈孩子教育问题。父子之间的隔阂，还是固执地存在着。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刚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读到这里，朱自清心有所触，泪如泉涌，想起过去父亲对自己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当年父亲在火车站送别自己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背影》）

　　父子之情，血脉之情。或许就是这一刻，朱自清彻底原谅了父亲。在《背影》一文的最后，朱自清肯定了父亲为家庭做出的贡献，体谅了父亲晚年处境艰难的心境，并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三年之后，朱小坡才读到儿子为他写的这篇文章。朱自清三弟朱自华，记下了父亲读《背影》时的情景：

　　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此巷已不存，非今日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象猛然放射出光彩。父亲在看到《背影》的几年后，便去世了。

　　《背影》仿佛一剂良药，彻底治愈了父子二人彼此隐匿心底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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