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只要一想到他，我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常常是以泪洗面，多次提笔写怀念父亲的短文，都因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而搁置下来了。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农历冬月初八，是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恰好，今天是七夕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一人独坐书房，打开电脑，双眼饱含着泪花，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开始了自己的回忆之旅：追述父亲人品的老实本分，哭诉父亲所承受过的苦难，铭记父亲生前的谆谆教导，宣泄我失去父亲的悲痛，倾道出我自己终生的悔恨和遗憾。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解脱自己。
父亲任文晖，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生在淳化县十里塬乡梁家庄村一个大户任家（这个大户任家，在旧社会是由曾祖父任玉琴掌管家事，他的治家之道是“以农为本，耕读传家，重视子孙后代的读书受教；主张家富应厚，富而应仁应义”。故对任家堂号取名“仁义堂”。在那时，仁义堂耕地三墹十二顷，全家男女老少接近四十余口，四世同堂，农具五轱辘齐全，牲口成群，算的上人财两旺，家庭富裕。所以，不少老年人闲谈议论家道时，异口同声十里塬梁家庄仁义堂是盖县财东。）父亲七八岁就在乡村小学读书，由于勤奋努力，踏实认真，非常顺利地读完了初小。毕业后，又与一九四五年跟随在淳化县城中山中心国民小学（今天城关完小的前身）担任教务主任的祖父任英璋读书，他在自己父亲身边接受教育，从不偷懒，在每次考试中，各科成绩优异，名列班级前茅。高小毕业后，又与一九四八年考入淳化中学继续读书，（当时淳化中学第四任校长是我同堂六祖父任英琮）。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淳化县城解放，当年后季开学，通知原有学生返校，同年又招收了新生七十八人，分三个班（初中秋52级），梁庄村考上的有任怀德和我伯父任文昭。。我的父亲在淳中读书两年多，经历了两个时代，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回家干农活一年多的时间，每逢农闲或天阴下雨，他便手不离书，坚持自学。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学前两天，他和本村同学任树勤，二人翻越通神沟，步行二十多里，走进淳化中学大门，参加了高55级简师班招生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后季，我的父亲就如愿以偿地被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正式录取，从此，他在乾师攻读，继续深造。令他高兴的是，任树勤也考上了西安市卫生学校。
父亲一九五五年八月从乾师毕业，九月份正式参加教育工作，和他同时参加工作的还有七名淳化籍同学朱明哲、寇尚清、孙文贤等，都被组织分配到礼泉县去任教。朱叔叔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的眼睛是黄的。我是一九五四年后半年出生的，在礼泉县赵镇完小和尧都小学校园里断断续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至今我还能记得完小隔壁的小伙伴，比我大两三岁的闫文奇，乳名狗牛，后听父亲说闫文奇当兵提干了，还给他来过多封信。
父亲在教育战线奋斗了近四十年（礼泉十年，家乡三十年），从领导到同志，从学生到家长，整体评价是：为人诚实，工作兢兢业业，胆小怕事不惹人。
在回家乡教书的三十年中，父亲跑遍了十里塬公社北部山区的沟沟峁峁，中咀、耀贤、和家山三个村他总共停了十一年。一个学校（点）一个老师几个娃，光中咀一个村四个组三个教学点南北山路近十里，他们三个老师交叉上课，要隔天上下跑。好在父亲还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平路骑上走，下坡溜上走，上坡推上走，翻沟掂上走，吃的苦相对还能少一点，那两位工分教师恓惶的天天“十一号”，天晴路干还好说，遇到天阴下雨，山区红胶泥粘住双脚想走也走不动。当年家家轮流管饭，老师翻山越岭到群众家里去吃饭，父亲说过，山区生活艰苦他都能适应，就是山路人跑不下来。
一九六八年，父亲的问题（因家庭出身不好，一九六六年暑期教师集训会受批判）得到平反。与此同时，工作地址也有变动，组织把他从十里塬公社北部山区调到条件较好的马家山、蒙家、沟圈这些大村小学任教，还担任校长。在马山完小当校长期间，一九八三年，还出席淳化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奖励模范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三好学生的表彰大会，我的父亲受到表彰奖励。他本人非常激动，万分高兴，发自内心感谢党，感谢人民群众，深深表示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这项工作做好，向党向人民交一份完满的答卷。大会结束后，我记得他面带笑容，用自行车带回来一个碎娃叫白晓鹏，是学生代表。至今家里还保留着父亲参加县级表彰大会，十里塬乡的两张黑白合影照，只见他胸前带着红花，笑的是那么开心，那么自然。
父亲在教书期间，和同志的关系都处的非常好，不管是公办的、民办的、工分的，他都一视同仁。事实公办教师很少，在当时42.50元的工资就显得有钱，不管是同志谁有困难，父亲都慷慨相助。我就经常听到妈妈问父亲，谁谁借的钱咋还没还，父亲总是解释到，那人恓惶到底没有么，我还把人逼死不成。那些年，父亲借出未收回大概有两个月的工资。我就知道一姓蒙村民借钱在十里塬街上办自行车修理部的钱就没还，因那人中途突然死亡了。后妈妈催父亲去要，他嘿嘿一笑说：“人都死了，咋要呀，钱是人身上的垢痂，咱可慢慢挣么”。
父亲在礼泉教书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因为饿肚子跑回家，被祖父批评后又返回了学校。一九六四年后季刚从礼泉调回淳化，在马家山完小才教书一年多，正赶上六六年淳化县暑期教师集训会。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批判他再批判谁。在当时恐怖的日子里，当听到官庄乡教师寇志一老师上吊自杀的消息后，我看到母亲整夜整夜的不睡，半夜醒来发现母亲在哭泣。当时才十一岁的我，天一明出门，独自一人偷偷跟着大人（当时狼多）翻过通神沟，顺着汽车路（石子路）一直跑到县城，在城关完小找见舅父刘鸿章（教师），哭着要见爸爸。后来了小姨刘冬梅（教师）等人都劝我说，你爸爸没事，哄下我，给我喝了一碗水，买了五个蒸馍，叫我随走随吃，催我赶快回家。虽然没有见着父亲，但我从小姨的表情和脸色中能看到，我爸爸还活着。现在回想，当时那么小个娃，胆大的一个人翻沟截岭来回步行五十里路，真是一个“壮举”。
先父与礼泉赵镇完小同事合影
六六、六七两年，父亲和大店乡的教师阮应忠两人被下放到县西部的官庄中学“劳改”。这时期的管教比原来宽松多了，在学校内部可以自由转，但不许出大门，更不许回家。再往后还可以让家属看望。六七年后季，我记得是农业社正搬玉米时节，父亲捎话叫给他买药，说是胃疼的实在受不了（从集训会起没发过一分钱的工资）。当时我清楚记得妈妈给了我五元钱（一张），大中午，我拿了一个长把的小镢头，跑到高家村北冢子疙瘩沟畔，没有路过的大人不敢翻沟，一直等到有两个大人才跟上一直跑到官庄卫生院，要买一大盒香砂养胃丸，卖药的医生说，一大盒药五块二毛钱，我说我只有这五元钱，咋办？那你就取出来一小包吧，磨蹭了一会，这个好心人说：“娃，我给你垫两毛钱，快给你爸爸送去。”我又高兴又激动，给好心人磕了个头，直奔父亲而去。到学校看见两个“劳改犯”正在给学生宿舍盘炕，父亲和泥拉下手，阮老师提刀当匠工。我和父亲说话的过程中，他手中铁锨都没敢停一下，两个“劳改犯”的活路没停一分钟，我也看见窗外有人监视。短短几分钟后，父亲看天色不早，就催我赶快回家，连声叮咛，秋高狼多，一定要跟大人上路。我回家的二十里路基本是跑的，翻沟时因没有大人，自己给自己壮胆，双手抡着小镢头，模仿大人的声音胡砸乱吼，赶傍晚还是进了村子，安全到家了。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那香砂养胃丸大盒子是黄颜色，抱在怀里有一股香味。也许是父亲几年没服啥药的缘故，也许是儿子给他送的药他心里高兴，从此后父亲的胃病逐渐好转了，十年后竟奇迹般的好了。那年入冬前，我还给两年没回过家的父亲送过一次棉衣和棉鞋。
二零零五医院给父亲看病期间，他和病友拉起当年教师集训会，我顺势问他有关情况。他说那纯粹是人整人，给老实人寻事的一次运动。逼死的致残的都是业务能力强，心直口快，敢说真话、惹了领导的好人，或者是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看路的老实人，最后找不下“运动员”了就找出身不好的人么。当时争的上台发言，揭露他人问题，跐胳膊扎拳呼口号的，要么是心术不正的瞎怂，要么就是个别没头脑的二货。当然大的政治形势谁也改变不了，但也充分暴露了一部分两面派人物，教育了绝大部分同志怎样认识身边的人。我问他是不是自杀被人救下的，他饱含泪花说：那把人逼的实实没办法，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人的精力总是有限么，那实在撑不住了才想到死。十几个人和你一个人搞“车轮战”，有的问你，有的戳你，有的侮辱你，搭的“官”台子唱私戏，把人当猴的耍。不给吃，不给喝，不准坐，不准睡，几次站的都跌倒了，用凉水把你泼醒。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给你教的叫你说，说的啥，那我根本就知不道，指印一按他们高兴的走了，没人看了。我突然想到快死，不然后边还要挨整，上批斗大会，甚至比这还要残酷。我用他们打我的绳准备上吊，刚把绳绑好还没挂哩，就进来人把我拉住，又被踢了几脚。从此后那伙人整我的人稍有收敛，没有那么狠毒了，但看的比那更紧了，二十四小时不离人，连上厕所都寸步不离。父亲说，在审问的人中，绝大多数还是好人，那是当时政治形势把人逼的没办法，勉强应付哩。有的人确实是心术不正，骂人的话不知咋想出来的，有的就根本不是人说的，把人心伤的痛的程度简直用语言无法表达。说道那时人整人，我相信父亲讲的是实情。文化大革命初，我上完小才十一岁，目睹我的一个男老师，煽动着几个大个子二球学生，领着这些不辨是非的瓜娃，批判一位身材弱小的女老师。他嫌女老师在批斗大会上态度不端正，把用细铁丝挂的黑板抓住来回拉了一下，当时鲜血就顺着铁丝往下流……，那细铁丝比刀子还利呀！谁都能想到，一个几十岁的女人，脖子挂一块大黑板，她腰能挺直吗？她还能抬头挺胸吗？真是造孽呀！在这，我想问这个张老师，你俩有杀父之仇吗？这些年你心安理得，生活如意吗？（张某文革后调回原籍富平不久就暴病死亡，天意）
先父某年与出席县先进教师代表合影留念
一九七一年淳化县暑假教师集训会，父亲骑自行车前梁带的我，后货架带的铺盖和他的书籍等，医院给我做疝气手术。我记得从手术室出来时，罗廷谦叔叔用双手把我轻而易举的从手术室端的放到距离很远病房的床上了，同时还有左俊峰等几个老师。第二天，不但来了我的舅父和小姨，还有和玉梅好多好多老师来看望我，他（她）们把领到的蒸肉都舍不得吃，医院，让小伙我美美咥了一顿。我至今还能想起当时端起那粗泥高把大老碗，没吃馍，把满满一碗蒸肉（当然是洋芋多面多）吃完了，父亲和同志们的和谐相处，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还从他（她）们身上受到关切他人的教益。
父亲一生对子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时甚至近乎苛刻的。父亲面貌慈祥，见人总是一笑，平时话少，但我姊妹四个都怕他，他很严肃。在做人方面，他虽然话语不多，但中肯易懂，他经常按孔孟之道要求我们，我没上学前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能背好长好长的《三字经》，当然小娃不知啥意思，但我认为生活环境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文革武斗期间，父亲坚决不许我出门。我也正好在家里练我的毛笔字，成百上千遍地临写《玄秘塔》，画素描，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虽然足不出户，但能畅游在我个人的小天地里，真正悠哉乐哉。
我上完小时父亲在礼泉教书，一年只能见两次面，我感觉只有慈母的爱。上初中时，父亲在当地小学教书，每周见面，我才感觉到还有严父。他知道我学习成绩优秀，不太过问。但经常讲的是，一个学生在学校，如何尊敬老师，如何团结同学。他给我的钢笔手抄本《弟子规》《三字经》《感应篇》等文章的笔记本至今还在。我自己认为我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比童年时期好很多。爸爸在外教书有零钱花，妈妈在家劳动有粮吃，姐姐辍学专职给我周三送馍，给我换洗铺盖（有时尿床）供我读书。一九七零年暑期初中毕业考高中（高七三级），采用的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见到的密码试卷（右上角卷着密码），我以全区（三个公社）第三名，十里塬公社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升学。（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全区近五百名学生考试，前四名的成绩平均82分以上，比其他同学的平均最高成绩高出一个台阶19分），可怜的是前四名都是“可教”子女只录取了三人。时隔四十余年了，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作文题目是“听到东方红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给的是满分四十分。这个成绩的取得，不光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主要还是来源于当时老师的既教书又育人的无私奉献，还来源于严父慈母及我们家庭的关爱。
七十年代末，国家政策允许干部退休让子女接班，但父亲为了逼我和两个妹妹三个自己发奋读书，自创前程，硬是把一个指标瞎了，也不让我大妹接班。妈妈连哭带说也无济于事，至今我妹还在农村，当然他夫妻两个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很是富足。现在要我说，当时严父太严了，高考毕竟是千万人挤独木桥，我也知道父母的这个决定是受其他多方面的影响的，我大妹也理解父亲。
受良好的家庭环境影响和严父慈母的家庭教育，八二年，我们姊妹三人参加“高考”，我和小妹两人同时“考中”（我从民办教师考入师范，小妹初中毕业考入西安市幼儿师范），在家乡也轰动一时（全公社只考上三人）。
一九九三年父亲退休。退休后的他应该在家休息安享晚年，而他又进了家里的“劳改场”，五亩果园使的他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没有一天休息时间。我自己为共产党的公安事业拼命（八九年从淳化中学调入县公安局工作），甚至在九九年三夏大忙期间上一个特大投毒杀人案，都没有回家收麦子，一切重担都压在了年迈的父母这瘦弱的肩膀上。尤其是在任派出所所长六年期间，没有回家给父母帮过一天忙，连一声安慰的话都没有说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后悔的要死，在这里，我要给父亲赔罪道歉：爸爸，亲爱的爸爸，尊敬的爸爸，儿子对不起你呀！我来世还做您的儿子，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父亲退休在家劳动的同时，教育辅导带大了两个孙女，接送她们两个完成小学学业，成绩都很优秀。我大女儿小学毕业考六年级，数学满分一百二十分，（思考题是1+2+3+4+5+……+99+，她用1+=再乘以50=），又时一个全公社第一名，也使他老人家高兴了一阵子。
先父怀抱孙女合影（年）
我知道父亲是被教师的职业病（肺病）夺走了生命，在他病重期间，我姊妹几医院给他治疗。他的左肺全部纤维化了，呼吸紧张，就给他买了制氧机，他体弱，给他买高钙片，买止疼药…….。二零零六年秋季，我和小妹领他到北京医院，托乡党找到给总理看病的教授给他检查诊断开药。实际我的目的是让他到北京逛一逛，医院租了轮椅，十天时间，让他看了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逛了故宫，进了中华世纪坛，坐了地铁，回来时是在北京工作的表弟陪他坐了飞机。当他坐在毛主席吃饭的小饭厅吃小笼包子时很是高兴，当他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时，眼睛含着泪花，久久不肯离去。
父亲一生的嗜好就是抽烟，但都是价廉的低挡烟，烟草紧缺时还抽过旱烟，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一个旱烟锅。为抽烟没少和妈妈拌嘴，只是表面见他抽的少了，但在后来他肺病严重了，他自然就抽的少的多了。我虽然不抽烟，但我不反对父亲抽烟，在出外见到特殊地、高档地我都给父亲买回来，只是劝他少抽点。
父亲在弥留之际，他想去礼泉县赵镇完小看看，我带他去了，还找见了当年的老同志张某，人家可能看他有气无力的样子，就没有让他进屋，没给他喝一口水，只是到院子坐下，寒暄了几句我就拉着爸爸走了。
父亲还想去延安，看宝塔山，看延河桥，想在桥上照一张背景是宝塔山的照片，遗憾的是老天没有给我们时间，没有实现。这也是我唯一的对不起父亲的遗憾的一件大事，我只能找照相馆制作了一张，以安慰爸爸的在天之灵。
但愿父亲身在天国，没有灾难病疾，生活愉快！
尊敬的父亲呀！你的儿女永远怀念您。（照片作者提供）
任小宁
二零一六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