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戴手套，每年过冬，手背上必会结出冻疮。上课忍不住的话也去挠，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溃烂严重时看起来像层吃剩的石榴籽。你想，人遭得罪多数时候自作自受，尤其是小朋友。比如说结冻疮这件事，无视似乎在当时还不构成选择。我可以理解画家在纸上修补颜料的心情，那时冬天，我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我曾这样忘我地关怀双手结的这块冻疮，不过这件事竟然刺痛了小学的教导主任，他在一个刮风的下午突袭了我。风把天吹得阴阴的，像是患上了胃病。主任板着脸，他向来喜好从窗外出现。

我没什么好怕的。冻疮的瘙痒属头等大事。我低头端坐，板凳被捂得温热——主任也拿我没办法。他是数学老师，为了阻止我采取了各种措施，但都不大管用。总不能拿一根绳子捆住我吧。甚至沉默也恐吓不了我。延长我留堂勘察的时间——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可是这样对他自己有任何好处吗，我说不上来。主任是数学老师，不喜欢替我们多做解释，特别是一些极为浅显的道理。那天放学，被囚禁在座位的不止我，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不过我们的性格相去甚远，主任把我们分开——他很爱说笑话，惹恼了许多任课老师，此时坐在讲台下，对他最大的折磨是不许说话。起先，虽然不允许说话，但交流却不局限于言语——凭借简单的肢体动作，他依旧可以向我传递暗号；不过后来他便耸拉下脑袋。天色大概不早了。偌大的教室里，时间变得混沌不堪，只剩下主任——在讲台和空调之间来回踱步的声音，好像某种参照物，如果不是他后来开的灯，就凭我们大概不会发现黑暗早已包裹了整个校园。刺眼的光线像陨石，倏得撞击在空旷的黑板上。小朋友受不了这样的强光，呆呆地凝望着手肘。他竟然把头埋进去大哭起来，后来累的不行了，才安静下来。一番哭闹使他提前得到了豁免，背起书包，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后来这段时间很奇怪，连主任也不再四处走动了，紧绷绷地站在教室门口。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五，回家吃完饭后一定有动画片看。而主任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敲了敲黑板，教室像指关节一样发出了声音。他盯了我一会儿后说：

“报一下你父母的电话，今晚没有人来接你回家吗？”

我想了一会数字，支支吾吾地将电话报给主任，却发现他听不见我说话。他眼神里的厌恶已经消失了。他已经不再看我了——一瞬间，他的意识恍惚地飞入了讲台上的粉笔盒，像迷失在一片桦树林。他毫无防备地站着，没有意识到教室后门走入了一个男人。男人手里揣着鳄鱼皮包，不紧不慢，还带着墨镜呢。他向主任打了声招呼，并递来了一根烟。烟很细，头被又一圈金色的纸包着。主任大梦初醒。他望着红色的香烟盒，有些窘迫。俩个人肩并肩地在门口站着抽烟，走廊上接连响起了一对高跟鞋的声音。萧条的灯光下，男人们脑袋上的头发依稀站立着。多数是去年掉光的，这些顽强的毛发是初秋时一场股灾的纪念品，仿佛市场有意折磨他们，为了彻底打磨他们难以消解的意志。主任旁边的男人是我爸爸，他和主任差不多岁数。妈妈也来接我了，她和主任一样是老师。

同样在学校工作，妈妈却年轻许多。她是冬天刚考取教师资格证的，在镇上的职业教育中心教信息技术课——一份囿于镇郊的闲职。对于职校学生来说，职业教育中心是将他们再次放归生活的休息区，是前戏，学校真正使人领受的是等待生活的法门。因此在教导主任面前，妈妈恐怕还是个不合格的老师，她还年轻得很呢。她和爸爸不一样，是南方人呐——她家栽了很多铃木科的植物，但没有书店。家乡很穷也很暖和，下雪的情况是后来她上大学时才亲身体会到的。当然不仅仅是雪，很多其他事物想必也显得新鲜，比如说一天晚上她逃学，在舞厅认识了一帮河北人，那时流行烫的卷发在他们身上怪滑稽的。妈妈逃学的那天晚上，北京的公共交通整个瘫痪了，不知什么缘故，行人们被迫流散于城垣，在广场上驻足了一些好奇且兴奋的年轻人。妈妈和那帮河北人说话时，将她所厌恶的南方口音埋在胸口，她和其中一个眼球尤其突出的男人从舞厅结伴走出时，嗓子都被熏哑了。趟回宿舍楼的路上，她和他聊天。聊的尤其高兴，不知不觉，便突破了夜色中起重机铲土声的重重围困。他们结伴搬离北京的第二年秋天，在妈妈身上发生了妊娠。在她第三次流产后，家庭或者“我”像荠菜一样破土而出。

所以这真是一件怪事，妈妈如何习惯了小镇每年冬天的风雪呢？她不像爸爸和我在这里出生，然后长大。主任送我们三个人离开后钻回了教学楼。妈妈把脱下的大衣扔在我身上，这之后汽车后座上总有一股护手霜的香挥之不去，粘在湿漉漉的鼻腔里。汽车驶出校园的时候，雪花的棱角令人感到眩晕。

“像是在泥沼中打转”——我忍不住用手紧紧捂住太阳穴。镇上大街小巷的梧桐每年过冬是必死的，仅存的绿化只有校园和市政局附近层的松树。一道闪电劈在机动车道的尽头，爸爸和妈妈两人在车里看到这闪电，才想起今天中午的传言，镇北有人让闪电给劈了。

“是车里给劈的吗？”

“是闪电引燃的大火。整个车皮烧像得堆稻草...这么烧死的...”

“你医院？”

“这周末我要出差，你带他去”

“你要去缅甸出差？.......那我怎么办，高中要让我监考。.”

“我小时候手上也长冻疮。”爸爸歪过头从后视镜中扫了我一眼。

回到家后我们把隔夜的鱼汤热了。窗外有阵阵闷雷。乔迁是喜事，自从我们搬来新家，一整个冬天，恭贺的请帖总是不断送来。妈妈的亲戚和同学也专程探访过我们的新家，他们在KTV唱了整晚整晚的歌，高兴极了。临行前妈妈向他们提了钱的事情，他们怎么会好意思拒绝呢。人贫穷时想象力往往愈发丰富。这个冬天妈妈的笔记本积得越来越厚了。她坐在电视机前总会紧张，荧幕上不管是笑声还是哭声都惹她心烦。上周她还一口咬定，法制频道里，被害人和嫌疑人都是她从小到大认识的朋友。有时小区里的邻居竟然也显得面目可憎了。饭桌上，妈妈和爸爸高举油亮亮的筷子。没人抱怨鱼汤的腥味。盛葱姜的篮子早空了。饭吃了一半时门铃响了。爸爸说邻居来串门，没什么特别原因。我扒干净碗里的米饭，在餐桌上写起了功课，争取赢得晚上看动画片的机会。晚餐后爸爸就失踪了，他吃饭时系下的领带扔在餐桌上，还冒着热气呢。临走前，他嘱咐我年终这几天家里忙，没人管，写数学题要认真，特别难的题目留下，等他回来以后一起再做。妈妈刚刚去厨房洗碗了。她站在碗池前解下了发簪，透过厨房半掩的窗户，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消失在小区门界，起灶点了一根烟。她小口将雾气吐入窗外从南面刮来的风里，像只活鱼。

“妈妈！遥控器呢？”

“你跟我今天晚上去高中看晚自习。”

“动画片马上播了.....”

“大人这两天那么忙.....你知道吗”

妈妈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催我走，我听出了她费力地掩饰着某种不安。一模一样的不安也迅速包裹了我。但是妈妈并不想胁迫我——后来为了说服我，她答应在路上给我买糕吃。这个时间怎么会有人在路上卖糕呢？并不会经过人家摆摊卖糕的地方，职教中心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很少有居民楼房；有的话，拆楼的掘土机也会像树干一样形成静静的包围圈。其实妈妈完全不必说谎哄我，既然此时我和她一样开始感到不安了，最终不可能不跟她走。我套了件羽绒服，坐在摩托车上紧抱着妈妈，脑子仍旧滞留在那间有她化妆镜的厕所里，迎风飘来的雪花融化在手背上。冷。手上的伤口倒没那么痒了。镇北十几家厂房的灯都还没熄。公路远处的厂房传来汽笛般的轰鸣声，离我们越来越远。妈妈吓唬我要抱紧，很多骑手就是粗心大意地在这条路上摔死的。不过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吧，我说，大概都喝酒了，像爸爸。职业教育中心标记了这段夜路的尽头。跨越这条标记后，路就不大真实了。远处的公路上，前面带着头盔的骑手们像袅袅炊烟径直飘向了田野——那里是隆冬的宇宙。教学楼前立了一座美人鱼雕塑的转盘，每次来的时候，我都盼望妈妈的摩托车能绕着美人鱼多兜上几圈。我隐约记得夜空中有一对惨白的胸脯，但是记不得校园里其他人的模样了，但是我察觉到雕塑转盘像一颗恒星，网住了很多这里的职工。妈妈虽然是信息课老师，但是计算机房平时被贵重的铁门锁着，教学设施是有冷气的，信息课通常在一般的教室授课。

“韩老师看晚自习来了？这边登记”

“快叫爷爷好”

“...”

“...”

“这孩子怎么也教不会礼貌”

“没事，他还小呢”

晚自习的教室被呼喊声堵住了。我擦掉鼻涕。温热的空气中烟味有点呛人。那天晚上走进妈妈值班的教室后，我记得害怕地看见后排有个寸头的学生，姓张，脖间挂了串银色项链，戴着眼镜，让人觉得他像一个冒牌的水手站在甲板上。名子叫什么？我只记得妈妈点名的时候他姓张。当时，他和另外三四个高个子的男生靠窗摆了一桌子扑克牌打，一旁围了人看热闹。桌上还摆了些钱。他扔出几副同花顺，赢得越来越多，引得周围凑热闹的大呼小叫。我还瞥见偏僻的角落里躲着两个女孩。她们的手臂偷偷交缠，正在热吻。妈妈把提包交给我，自己蹬上了讲台，要施展权威——眉毛皱了半天，好不容易把脏话憋出来。她提到吸烟者是要开除学籍的，呼喊声便立刻收敛了。学生们从书包中翻找出课本，有人用余光看到了旁边的我。不过窗边，那几个男生照旧盯着手中成札的花色。命令像是落入了空井。尤其是张的两片嘴唇一抽一抽，伸手又准备去抓一副新牌。他们如此热衷于赌博游戏，也不怕冷，脸颊上泛着健康的红晕，衣服脱得到处都是。既然赌的这么起劲，赌注是什么呢，我不禁好奇地想。妈妈突然从面前的讲台上跌下了去，往教室后门走。她用两只手把窗户掀开，要抓起卡片扔向窗外，手腕却在半空中被张死死地揪住了。

以张为首的几个学生捉住了妈妈的手腕——我没想到他们突然跪在地上，这里的地板冷得像洞穴，而他们的口气几乎是在祈求（兴奋是难以捕捉的）：

“老师...再多给我们点时间...你好心把牌放下，这轮要分胜负了”。

他们眼睛里露出了狡猾的光。妈妈的衬衣被十几根手指同时嗦住，像只不断在膨胀的气球，几乎要裂开了。但是她丝毫不理睬他们的恳求，由着相反的力死命去扯，看来今晚她是铁了心要给这些学生一点颜色。这是第一步。我记得那天晚上如果仔细听，远处还有雷声，非常冷。鼻水会顺着汗液吸入内衣的夹层，吹得干了，像一层脂肪覆在皮上。令我奇怪的是妈妈和几个学生协调的动作，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过一次，而是在很多漫长的夜晚都上演过。“你妈壁敢扔，咱们就都玩完”。张一个人发出了吼声。妈妈和他们挣扎着扭打,三番两下，教室里充斥的雾气漏光了。窗外黑漆漆的，几张扑克牌从高处飘散落下，仿佛逐渐陷入了河底的淤泥。围观的学生幸灾乐祸地看着张。带头的出了丑一定会恼羞成怒吧，但张被掰倒后却表现得漠然，嘴角甚至咧开了笑，两只手臂在冷风里面晾的时候起满了鸡皮疙瘩。教室彻底沉寂了，惟独妈妈的一对高跟鞋在课桌间来回踢踏。张看到在周围巡视的妈妈，坐下来拿出了一本书。书皮已经褶得认不出了。那双满是青筋的手掌刚放下书，取出了一支空心的钢笔和墨水瓶。蓝色的墨抽完了，那双通红的手掌像在桌上躺着。妈妈正好在张身边停下，近距离俯瞰他，样子好像在考核一个病人。那双水平摊开的手掌突然一扫，将边上的墨水瓶打翻在地。玻璃摔碎的声音惊醒了很多低下的头，他们发现脚下砧板一样的瓷砖染蓝了。墨汁仿佛沟渠一样不断蔓延，又顷刻间交汇。我的妈妈松开了搀扶的桌角站在那，她的样子像一个受了风寒的新娘，站在蓝色的田野上，婚庆的头巾转眼间就被抽走了。学生的目光聚集在她身上。有一个孩子给她递了张纸。她尝试擦干一整条牛仔裤，但是墨水已经渗进布里了。张斜倚在窗口，嗅着空气中凝重的铁腥味。他好像若有所思。妈妈没说什么，一个人匆匆离开了教室，在走廊上留下了一串浅蓝色的脚印。她把幼年的我留在讲台冰冷的铁皮上。手上的冻疮又犯痒了，我认为这是那天最后一次。我把头低下，能听到妈妈离开后讲台下悉悉索索的议论声，其中有笑声。电子铃响准时响起，我又把古典音乐听成了少儿卫视节目播放的主题曲，我还是想看电视的。不仅如此，我还听到了远处田野上野狗的狂吠声,货车般成群结队地穿过公路。

“作业本借我”

“今晚别回宿舍”

“操你奶奶”

“你每天不回家吗”

“婊子发育得挺好”

“叫的整栋楼都以为是火警呢”

“小朋友”

“这一题用几个解啊”

“乖乖的拿了自行车，在北门口垃圾箱旁边等我，那里人少。”

“不要......老师来了”

“我不怕老师。我没有害怕的东西。小朋友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妈骗你的，其实她找男老师去快活了。她是个女人，你大概不信吧。”

我分不清这些悉悉索索的耳语。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呢，我忍不住溜出铃声空响后的狂欢，去漆黑的校园里寻找妈妈。我承认面对那些高我半截的学生有些慌张。我找到办公室的时候，她伏在一张空白的表格上，在写东西，我上前一瞧，原来是给学生的处分警告。她的同事也在叹气，学生日益增长的敌意快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他们有恃无恐；他们大概也没什么留恋学校的理由，因此任何措施都不具有实际效益。他们向来是跨上车棚里的电瓶车，说走就走的。妈妈的手肘上仍然沾着蓝黑的墨迹。她看到我在门口干站着，问我是怎么自己跑来这里的。

我们再次走入教室时，人群异常安静。包括张和那几个在窗口赌博的男孩都埋着头，肃穆地等待着什么。这是孩子们看马戏时常露出的神情。他们大概是在等待我们。妈妈先前放在讲台上的提包不见了。她攥紧我的手，传唤了几个学生去办公室，首先当然怀疑是张偷的。还有其他人，但均无功而返。没人能回答提包的去向，就这么消失了：没人愿意承担目击者的角色。通常的解释（妈妈的同事提出的）是这些学生出乎意料的团结在一块，撒了一个没有任何疏漏的大谎。这可能吗？这毕竟与他们无关。办公室里的气氛很沉闷，最后深夜的几个驻校领导也来了，商量着该怎么应对这场审判的主角——张是最后一个到的，坐在门口，盯着明晃晃的处分单子，有时候瞥瞥时钟。谈话的时候妈妈时常走神，丢失的包里装着她整个季度的工资，几乎能抵上家里一半的开销了。包里贵重的物品还包括一个老式的传呼机，一张光盘（复刻了她喜爱的摇滚乐队的音乐）。当然以现在的标准，这些东西微不足道,连茶水钱都抵不上。

案件是两年后侦破的。说来那个年代的教室还不装摄像头，因此仅有疑虑和沉默，却毫无凭证。我记得全家一个月后没有饭吃，妈妈身为那天晚上的当事人，竟然不声不响地抹平了这件事。也许是自愿的，她每晚听着爸爸在床脚说梦话，被子般平静地躺着，一声也不响。家里甚至还曾一度怀疑，失窃的事情是否究竟发生过。不过几天前，她打电话来确凿地说起，这件事终于算是坐实了。归根结底，这件困扰了我们家十年的案件不能说是侦破的，因为过了很多年了，真相的澄清完全出于巧合——就在年底，公安局不同寻常的行动将本地几个最嚣张的惯偷都悉数逮捕了。那天下午，张和两个兄弟待在一家饭馆的包厢，大概在等人，叫了三碟凉菜。鸡特地让厨房给杀了，正在锅里煮着呢。姓张的学生已经长大了，骨子里仍然是那个外强中干，那个报复心强，吹牛成瘾的学生。他不说脏话的时候和普通的县城青年没什么区别。他还像个颤颤巍巍的水手吗，我不知道，反正警官几顿胖揍，他便将从小到大干过的那点屁事全招供了，其中自然也包括妈妈被偷的提包。她的传呼机竟然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给发现了，不可思议，崭新得没有灰尘，众人好像在这个小县城重新经历了一番信息革命。姓张的被打得鼻青眼肿，绝望地坐在板凳上，也许不太明白众人看他时的惊奇。这三五年间通讯设施更新换代的浪潮，看样子他没蹭上。他似乎不了解行情。自从那次在职教中心得手，他便坚定地相信自己在偷盗这方面有些天赋。起初，每逢周末他便徘徊在县城附近偷包，屡偷屡得；后来他以跟朋友经营批发生意的名义，告别家人，搭车去了省里，并将作案的目标投向了服贸市场和商业街。作为十年前偷窃案的受害人和张曾经的老师，妈妈对我说，张的良心发现不正常。他很聪明，审问和拷打究极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他进去的，多半是其他什么缘由。她的一个警察朋友告诉我们，姓张的结了仇，是像狗一样被同伙抛弃的。那天下午那几个自称他“朋友”的朋友在酒混了什么东西。这种药也是非法的，市面尚不多见。等到兄弟们到齐了，大家高兴地嚷嚷起来，热汗熏得人提不起眼。酒过三巡，张实在是给整晕乎了。

我一边写这篇，一边思考小说是什么。无论结果好坏，我只能接受我严格意义上的初号机了。图片是某网友的画，有很奇怪的质感，画得应该不大是中国人。